下一个世纪，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如何摆脱近500 年来由西方的征服带来的启蒙心态的灾难性后果，在一种新的全球意识下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是时下普遍伦理论争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本体论和现代科学范式是一种西方式的价值标准。西方启蒙运动代表了这两种方案的综合形态。回到生活世界的方案作为对本体论和科学范式的颠覆和超越，直接指向对西方启蒙心态的重审，它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应用视界。 一 是否存在人类普遍价值标准？普遍价值标准如何才是“普遍有效”的？这些问题涉及对普遍价值标准的论证。有三种方案：本体论、现代科学范式和生活世界。 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对普遍价值标准进行证明的一种典型形式，它属于一种依据先在的预定本质论证价值物之普遍性或终极性的思维形式。本体论对“是”的思考设置了某种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标准，终极存在被说成是最高价值。因此，本体论更多的是“承诺”而不是“论证”。它不可避免地将人的思维陷进两个基本困境之中： 第一，自我中心困境。本体论以“承诺”为前提进行最高价值的普遍性论证，实质上是以自己承诺的基础、基本原理论证自己，并将它看作是评判一切的标准。以这种方式证明的普遍价值标准，最终必然导向一种以自身为根据诠释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自我中心主义。 第二，虚无主义困境。由本体论证明的最高的普遍价值标准在人类的历史性存在中总是被动摇，出现“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这即是说，本体论证明隐含着各种虚无主义的论题，它突出地表现为“本体”要求的永恒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可变性之间的矛盾。本体论两个基本困境决定了它对价值普遍性证明最终失败的命运。 现代科学似乎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普遍价值标准的范式，并因此使哲学家们确信找到了那种中立的、无主观性的价值标准。科学标准被普遍化和至上化，它所提供的价值尺度被看成是可普遍化的尺度。科学的价值范式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使人们乐于用它去填补上帝不在的某种真空。从18世纪开始，科学就被设想成或者被制定成真理的新的基础。对自然科学之典范地位的价值论认可或者对科学价值标准的单纯的无批判的认同，逐渐成为人类最普遍的信念。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和以本体论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在价值标准问题上的唯我独尊，大致是一样的。这种英雄主义的自大、成就和它所宣称的绝对性，塑造了西方文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和由普遍主义的自信而来的价值观上的强求标准。对科学价值标准的普遍主义信念的膨胀，使科学成为一轮新的“太阳”。德国哲学家胡塞尔针对这种情况讲道：“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大的问题”，该问题是“各门科学或者一般科学对于人生来说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注：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胡塞尔关注的是如何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中将“人”拯救出来。如果我们在价值标准上只是一味认同自然科学的普遍性，那么“人”的精神的或者生活的价值标准就会丧失。胡塞尔认为有一个不可能被自然科学瓜分掉的“世界”，这就是那包括经验心理学在内的一切自然科学不能分割去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回到生活世界启开了一个论证普遍价值标准的提问方向：一切都数学化、自然科学化了，那么“人”的独立价值何在？究竟有没有一种不同于科学标准的人类普遍的共同的价值标准？ 从人的“生活世界”之为“活”的特性来说，人“活”着或人的世界“活”着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事情。本体论将“活人”的价值标准设定为一种“非人”的价值标准，用“最高的”价值标准诠释其普遍性；现代科学范式则将“活人”的价值标准当作“死东西”来看待，用一种可数学化、可公式化、可实证化的普遍性来诠释“活”着的人及其世界的价值标准的普遍性。这两种方式都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我们必须着眼于生活世界本身寻找确立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客观基础”。这就是说，为了将人类普遍价值标准之追问以及对它的论证或者诠释建立在真实的大地上，使得人们以往用本体论或者现代科学形式探问的普遍价值标准不再是云端中的臆想或者某种抽象的“公理”，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那种“活”的客观性予以重审。 对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客观基础的重新奠基涉及到了理解人和他的世界的基本方向和根本立场问题。这并不是说本体论价值标准和现代科学的价值标准根本上没有涉及到人的世界那种“活”的客观性，实际情况是它们把这种“活”的客观性归结为一种“僵硬”的绝对或者一种“死的”物理对象。当“活”的东西被“绝对化”、“概念化”、“对象化”、“物化”，或者一言以蔽之，被“异化”，出现的就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价值标准。只有将被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才能克服其中隐蔽的虚无主义病症。回到生活世界，其实说到底，是回到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真正的客观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人的生活世界的那种“活”的客观性。进一步说，就是人的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世界。 二 回到生活世界的根本意图，是对由本体论和现代科学范式定向的西方启蒙现代性价值普遍性诉求进行解蔽，重新打上现代性启蒙心态的西方中心论标签。启蒙心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它对价值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导致情感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了实现普遍进步和美好生活的理想，就必须建构一个高效率的社会，而为了解放个人使之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就必须使个人成为能动的、自由活动的原子式的存在者。西方启蒙现代性以这种方式确立了一种“原子主义”的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普遍价值标准，并以此为根据形成了西方关于“普遍人权”的概念。然而，这种普遍性只能是一种想像出来的普遍性，充其量是一种“心态”。它解决不了个人权利至上和个人法权平等至上的价值悖论；它解决不了在多元文化处境下解释者和价值承担者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普遍性价值认同的危机：究竟是谁的普遍性？究竟是由谁说出的普遍性？它解决不了由西方中心论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必然要面对的文化特殊性和人类普遍性的两难。启蒙道德对普遍伦理和普遍价值的论证由于隐藏着的这些难题而注定了要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