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世纪之交，关于道德教育（以下在狭义上称为德育）的忧患意识与焦虑情绪在中国人的跨世纪情结中愈益明显。如果把德育分解为“德”和“育”两个过程，那么，产生这种情结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德”的无奈，“育”的无力。一方面，在文化冲突与价值多元的背景下，人们对层出不穷的新的道德现象无所适从，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困惑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教育主体坚持某种道德价值并努力使教育对象接受，往日的效应也总是难以再现，主流价值似乎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同一性文化功能与文化权威。解决问题的思路当然是在“德”和“育”两个方面着力。然而到底“德”与“育”孰先孰后，好象很容易陷进逻辑上的悖论：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构建显然是德“育”的前提，然而“德”的权威性的重新确立恰恰以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为标尺，于是，“育”又成为“德”的前提。无论主流道德的权威性如何，无论社会道德如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育”对于主体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建构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育”的无力问题的解决就成为跨世纪中国道德教育首先必须作出的突破。 寻找造成德育无力的原因也许是个永无止境的努力，是否可以尝试着换个视角作这样的探讨：在特定的“德”—“育”关系中，有效的德育应当具备什么条件？顺着这个思路很容易发现，决定德育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不是任何单个教育因素，而是与特定道德精神相匹配的也是进行这种道德教育所必需的最重要的因素所构成的“德”—“育”生态”。据此，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并致力论证的命题是：德育模式必须与一定的道德精神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因素的适应，而是教育生态的适应；“德”—“育”生态是在教育学意义上决定德育效力的核心概念；现代中国德育必须确立“德”—“育”生态的理念，并致力于“德”—“育”生态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建设；新的“德”—“育”生态的建构是走出转型时期德育危机的重要突破口。 一、现代德育的危机是“德”—“育”生态的危机 回顾20世纪西方德育理论的发展，危机感一直是德育思潮的潜在情结。这种情结的理性表现就是关于学校德育的危机理论。冯增俊先生把当代西方对德育危机的研究概括为六种危机论：青春期危机论；代沟危机论；反文化危机论；父权衰落危机论；新社会化危机论；同一性混乱危机论。[1] 六种危机论的共同主题是对形成西方当代德育危机的六个主要原因的揭示。青春期危机论从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结构及其所特有的文化出发解释青春期学生的人格特征及其产生的德育危机。代沟危机论以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个别家庭的代际之间的分歧和对抗诠释德育危机，认为代沟冲突的本质是文化冲突。它把文化适应模式区分为前示、互示和后示三种类型，认为德育危机主要是因为后示型文化中的代际冲突导致的青少年人生导师的消逝，青少年无法找到人生的导师。盛行于60年代反文化危机论认为，在迅速发展的社会面前，以成年人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仍然控制着社会生活，年轻人无法适应并受到压制，于是他们便走到传统的对立面，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从而导致道德与德育的危机。父权衰落危机论把父辈的权威作为青少年道德社会化和传统德育的重要因子，然而在家庭关系松散、青少年主体性意识增强的现代背景下，父辈丧失了对下一代的教育权和支配权，代沟也越发深刻，因而德育只能流于形式。新社会化危机论认为，德育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成年人在社会变革中失去引导青少年实现社会化的能力。成年人要引导青少年实现道德社会化，其自身必须具有魅力。然而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成年人往往束手无措，再也不能引导青少年实现道德社会化；年轻人转而崇尚自我，把同辈人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化的模式，从而潜藏着价值断层的危机。同一性危机理论认为，心理、文化、社会的同一性功能的紊乱，导致了德育的危机。青少年的道德社会化是确立作为完满的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学校的任务就是完成他们的同一性，塑造合格的社会成员。然而现代社会青少年心理成熟推迟，他们一方面抗拒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不能建立新的价值系统，只好充当传统媒介和社会时尚的俘虏。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还会发现导致德育危机的新的因素，产生新的危机理论。而事实上，导致现代西方德育危机的因素也并不只是以上六个方面，它们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与其说是西方德育危机的根源，不如说是这六大危机论本身的影响。 走到世纪之交，在对当代西方的德育危机及其理论进行反思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现代西方德育的危机，既源于道德精神的裂变，更直接地源于“德”与“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把德育的重心放在“育”的完成而不是“德”即道德价值和道德体系的理论建构，或者说，德育的任务是作为教育对象的德性主体的建构，而不是道德理论自身的建构，那么，德育的危机主要就是新的道德精神、道德品质与传统的道德教育方法的冲突所导致的危机，是“德”—“育”冲突的危机。作为第二性的因素，道德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某种滞后性；而在“德”与“育”的关系中，“育”又具有滞后性。“育”德的模式不仅取决于特定的民族文化，更直接地应当与作为内容和对象的道德精神相适应，当这种适应不能维持并达到对应的程度时，就会出现德育的危机。六大危机论所揭示的就是由于“育”与“德”的不适应而产生的德育危机。所以，作为一个教育过程，不仅要在道德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中，而且必须在“德”和“育”辩证关系中透析和把握德育的危机。第二，当代西方的德育危机论的发展是随着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和学校德育危机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各个侧面对导致西方德育危机的诸因素的抽象分析，六大危机论既具有历时性的性质，又是共时性的结构。应当承认，各种理论都是深刻的，但同时又都难以对西方的德育危机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因为它们都是抽象的。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六大危机论所揭示的诸因素的综合比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对当代西方的德育危机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而必须在“德”—“育”关系中对当代西方的德育危机进行整体的把握。可以说，导致西方德育危机的，不是“育”与“德”之间个别因素的不适应，而是“育”的模式与“德”的精神在整体上的不适应，准确地说，是“德”—“育”生态的不适应。西方德育危机论的共同缺陷，就是局限于一个侧面，未能发现和揭示二者之间在整体生态上的不适应，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实现了所谓“深刻的片面”。虽然这一状况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根据，然而临近世纪之交，在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时候，应当也必须作出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第三，当从“解构”的视角透视时，六大危机论是对导致当代西方德育危机的诸因素的揭示，然而当运用反向思维，从“建构”的视角透视时，这些因素就成为某种特定的德育赖以实现所必须具备的因子。“建构”的视角可以找到内在的否定性因素，“建构”的视角利于得出肯定性的结论。当把“德”和“育”作为有机的结构，当把“德”—“育”之间的关系作为有机的生态关系时，一个概念便诞生了：“德”—“育”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