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内外因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外在的直接原因（导火索）是国际金融投机分子的疯狂炒作，而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吹起的经济泡沫却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透过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各国政府主导型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这些缺陷，成为滋生“泡沫经济”的政治和文化土壤。 透过金融危机重新认识和评价东亚模式，实事求是地剖析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功能，对于东亚模式的改革和完善，重现“亚洲奇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对东亚“泡沫经济”的破灭特别关注，并不仅仅由于中国身处东亚而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是因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一直在学习、借鉴“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中国是儒家伦理传统的本土，文化上与其他东亚国家同源同构，存在相似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透过金融危机研究东亚模式和儒家伦理的利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 “东亚模式”实质上是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赶上发达国家而走向现代化的一条特殊道路。一般认为，“东亚模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模式和文化模式，或者说它蕴涵了东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特别是儒家伦理传统的辐射和影响是这一模式的文化基础，也是这一模式的优势和局限所在。 东亚模式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二战以来，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先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该模式的优势是把市场活力和政府计划相结合，政府和工业界的密切合作可以实现在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长期计划和投资，实现经济腾飞。日本自不必赘述。韩国的情况就像其前中央银行行长朴圣相曾自豪地表示的那样：“60年代初，就在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开始之前，韩国的状况是百废待兴，急切地希望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当时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3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2美元，而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600亿美元和6000美元。 1961年的出口总额不足4100万美元，而今天已是720亿美元，增长了1700倍之多。”（《参考消息》1997年11月29日）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亚模式”也暴露出种种弊端，特别是在日韩两国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1）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行为， 包括其判断和决策具有权威性、信誉度和普遍性的影响，难以听到不同声音。这一方面影响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决策，形成对政府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服从政府的意志，经济行为（特别是投资和投机行为）趋于雷同，从而加大了经济活动或“冷”或“热”的波幅，加快了泡沫的兴起和破灭。 （2）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银行、 企业间的亲密关系受到政治领导人及其亲友的利用。江泽民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腐败。”泡沫经济总是和金融丑闻、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高级官员直接参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利益输送给这些政府官员。其结果是没有人为金融机构的无担保借贷承担责任，而且，这种亲密关系还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调节作用。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主任芒罗也认为：“东亚和东南亚目前遇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贷款银行和任意浪费资金的企业家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及他们与政治家互相勾结的关系。只有下决心对亚洲的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进行整顿，彻底消除这种建立在‘人为关系’基础上的金融体系，亚洲经济才能获得健康和长期的发展。”（同上，1997年12月4日） （3）金融管理封闭，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 亚洲非正规的贷款做法曾被说成能使公司更具有灵活性，但有关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够公开，投资者不能真正了解到银行和企业的财务状况，承担着暗藏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认为，应当采取“一种更具有透明度的制度，在那里国家将不会为发放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发号施令”，这个制度“应当向所有人开放”（同上，1997年12月3日）。 （4）政府颁发的旨在促进高储蓄率和出口的政策， 导致了国内市场发展缓慢。对国际市场过于依赖，容易遭受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此外，还存在着法制不健全、不规范的情况，对银行信贷和企业经营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有的专家指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在经济追赶时期运转良好，但并不是适用于任何时候的模式。 客观地说，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只是这种模式对政府的要求更高。政府要根据市场的规律以冷静的态度进行科学决策，廉洁高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新加坡、香港迎接风暴的挑战，取得了成功，一方面是基于其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理智态度和科学决策不无关系。当马来西亚人在建造世界上最高的大厦、泰国人和印尼人在大肆挥霍时，新加坡却积累了75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加强海港、机场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新加坡还未雨绸缪，阻止房地产价格飞涨（方法是下令银行缩减房地产贷款、减少用地数量，以及对购买后三年内出售的住房增收资本收益税）。新加坡、香港政府的廉洁、高效也是有口皆碑的。1996年底，台湾的外汇储备达到860亿美元、而韩国却只有7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