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哲学教育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这是学哲学、教哲学、研究哲学的人们的共识。 2.在文化多元和价值冲突显现的当代世界以及正在经历社会转型的中国，对精神与观念的寻觅建树，很大程度必须依靠哲学的功能。一个有着悠远文化传统、并有志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古老民族，决不会自甘沦为精神的侏儒与乞丐。中国的振兴需要精神，精神的建树需要哲学。但是，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实在不足以担当起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因此，哲学改革已是一份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和社会责任。 3.当代中国哲学状况是社会的映照与历史的积淀。极“左”思想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伤害有多深，对哲学的伤害也就有多深。二十多年前，当中国挣脱极“左”思想影响、奋起走改革开放之路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即是哲学为之吹响的第一声进军号角。就这一点，中国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愧于这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是无愧于12亿中国人对文明进步的热望和企盼的。然而，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古老而深邃的学术领域，其整体的转换和变化却是艰难而较缓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尤其如此。 4.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哲学教育与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与地位之重要自不言而喻。因此，中国哲学改革的关键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关键又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首先涉及的是一个影响“面”的问题，即这一改革有可能在很大范围和很基础的层面上产生社会效应。其次，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具有很强的急迫性。其三，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还具有拉动整个哲学学科群的作用。中国哲学要在整体上冲破现有困境并发生一场革命性“转换”，症结之处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5.在一般看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教材的主要问题是：陈旧过时，空洞说教。这当然。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教学与教材问题（或称之为危机）还有更加深广的思想和社会原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其权威性毋庸置疑。然而，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成不变、没有发展创新的教条。因而，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教材，必须首先把权威与丰富发展统一起来。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教材的陈旧过时，空洞说教，就是只讲权威性、忽视丰富发展、忽视理论性和学术性的结果。此外，多年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认识局限，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丰富涵义几乎被约化等同于斯大林式的“教科书”，并将它沿袭下来作为把握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惟一的标准模式。中国哲学界一直受其束缚，至今尚未完全摆脱。 6.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教材的“陈旧过时，空洞说教”，绝非仅仅作一些“修改、补充”即可收效。若要有根本改变，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清除斯大林“教科书”式的方式，以及将这一方式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和表达的惟一、正宗的模式的观念。只有这样，我们的教科书才能真正改变“千书一面”的情况。进而，哲学教学也才能不再受过去“教科书”的束缚制约，教员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就有可能被激发调动起来，“空洞说教”也就遁无踪影了。若要在教学、教员和教材三者之间选定一个突破口，教材显然更为关键。 7.沿袭斯大林“教科书”的模式构建“哲学体系”，是违背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这一方式也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把握和理解偏离了这一哲学的内在精髓。原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运动发展的，但是，哲学“教科书”本身的体系和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由它所体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和表达的惟一性，却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发展及实现现代转换的一种制约。 8.一种“体系”就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即是一种把握和理解。无论是按唯物辩证法还是现代解释学，任何理解与表达都不具有惟一性和绝对性。固守某一种方式，并以其作为不可更改的“标准”模式，是毫无道理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就在于它自身的特色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还不应该从中感悟出什么来吗？ 9.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肯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教材。这种教材应是怎样的？首先，它肯定不是在现有的体系内“修改补充”就可得到的，也不是由谁来牵头“编写”就可解决的问题。其次，在教材类型上，一定要把应试性和非应试性区分开。此处因为主题和篇幅所限，应试性问题无法详论。但有一条不得不说：应试性教材或参考书籍绝不能粗制滥造。 10.非应试性教材的构架，似可循四条思路加以考虑： 11.思路一，以与对马克思、 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研究相关联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与表述。可以是关于他们全部的、整个的哲学思想历程的，也可以是关于某个人的某个阶段的哲学思想发展状况的，还可以是关于某个哲学理论部分形成发展过程的，等等。如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与其中年以及晚年的哲学思想侧重有所区别。而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所阐述的内容，往往都出之于中年时期，对青年和晚年时期的思想很少、甚至没有论及。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片面的，也抽掉了这一哲学本身的客观发展历程。而实际上，马克思和其他经典作家的思想也正如所有人的思想一样，都有它自身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都是逐渐走向完善、不断丰富充实的。而且，一个人的思想绝不可能一生都不变化。马克思在其晚年停止了《资本论》的写作，转而集中阅读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并写了一批有关人类学的笔记，这是马克思生前遗留的最后的手稿。这些笔记的内容、主题、甚至研究的层次与方法等等，都明显有别于他早期和中期的论著，其中所提出的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东方社会问题，等等（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都是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没有涉及到的。而马克思晚年之所以在其研究上发生这一转换，个中原因自然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这一教材的构架方式可称之为以“史”带“论”（即原理）。而有了“史”作为基础与背景，“论”就有可能成为生动的人的思想了，就不再是枯燥、呆板的教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