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问题自有人类社会出现之后就已产生，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很少被作为问题提出来，人们也没有代价意识。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代价问题才日益凸现出来，以致现在人们谈到发展时，便不能不考虑代价。代价意识的出现，主要有两大背景：一是理论背景，二是实践背景。本文拟就这两大背景作一些简略描述与分析，以有助于对代价问题的认识。 一 就理论背景来看，代价意识的出现是发展理论发展的必然。从“发展等于进步”到“发展不简单等于进步”的观念的转换，必然会引起对代价问题的重视与思考。 将发展等同于进步，这是近代以来的思想产物。自培根、笛卡尔从人类认识和控制世界能力的提高入手为社会进步作了初步论证之后，在牢固确立进步概念方面出力最多的，恐怕要推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派。启蒙学派的著名代表杜尔哥明确地把进步理解为包括一切时间和空间、涉及生活各个方面和各种因素、适用于一切种族和阶层的发展总趋势，认为人类的进步意味着人性的逐步进化和提高，意味着真理、道德、自由和幸福的扩展。（注：参阅弗林特：《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哲学》第一卷，伦敦1847年版，第110－111页。）启蒙学派的另一著名代表孔多塞认为，个人具有从最简单的感觉一直发展到复杂观念的能力；整个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同个人一样，“人类理智的进步服从于在个人认识能力的发展中可以观察到的相同的一般规律”（注：孔多塞：《人类理智进步的历史概念》，伦敦1955年英译本，第4页。）。按照这一规律， 人类理性不仅在过去的历史上表现为不断的进步，而且只要人类存在，这种进步还将无限地延续下去。杜尔哥和孔多塞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法国启蒙学派的主导思想，即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人类借助于知识的增长能够学会如何去控制自然，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从而实现社会的进步。 然而，历史的发展远不像启蒙学派描绘的那么简单。法国大革命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方面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对这种革命的失望。启蒙学派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彻底铲除一切与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可事实证明，法国大革命所建立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不管它与以往的制度相比如何合理，但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和启蒙学派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这种失望情绪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进步本身的看法。在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和尖锐化，并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之后，原有的发展就等于进步的观念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怀疑和反对。于是，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发展、审视进步，这就暗含着代价问题的提出。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随着近代化生产而来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人开始发生异化：个人失去了共同的目标而作为孤独的存在，因而近代社会结构成了一种无规范的异常的东西。与迪尔凯姆同时代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韦伯，则对历史的进步提出了更深刻的质疑。在他看来，近代西方世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沿着“合理化”的路线在发展变化，可是理性却失去了它的规范性的价值，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抽象的、为了不合理的目的去统治世界的工具。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合理的标准可应用于价值的选择。如经济领域内的合理化，排斥了道德方面的关心，把最大限度的生产、赢利当作人的使命；对整个社会效率的崇拜，要求消灭个人的因素而加强合理的社会政治控制，由此又导致了社会机构的官僚化……近代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否代表了历史的进步，确实大可怀疑。 同上述思想家所持的观点大致相近，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每一种发展都含有相应的代价。“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展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就是通过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来换取物的世界的增值来实现的；而要减少这种代价，必须借助于社会革命：“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如果说19世纪众多的思想家对待发展问题头脑还比较清醒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中期，特别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一度繁荣，发展理论中的盲目乐观主义又开始抬头，发展完全被理想化地描述为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过程，问题与代价则根本不在关注的范围之内。如帕森斯的“传统—现代”模式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都把西方国家的发展作为楷模，并以此向所有非西方国家展示美妙的前景。其基本观点是：只要文化、技术发展了，经济增长了，社会就会自然而然走向进步。因此，在这些发展学者的视野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剥削”、“不平等”、“不公正”等概念，社会历史仿佛就是一部轻松愉快的经济技术发展史、文化交流史。战后20多年，这种发展观确实支配了国际发展研究。 6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乐观主义的发展观开始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发展研究不再仅仅关注社会进步，更关注为实现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在这方面，首先向传统发展观提出挑战的是发展学中的激进主义，主要是“依附论”学派。在“依附论”看来，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实际上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条件；而发达国家的发达则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虽然发展中国家依附于西方国家也可以得到某种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往往是西方国家受益而发展中国家受害。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作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