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它对于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具有视角和方法意义。然而在较长时期里，发展中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兴趣集中在经济迅速增长、科技进步、工业化、城市化、政治现代化等等方面，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尚缺乏足够的意识。事实上，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体现和标示着早发与后发现代化各自不同的经验路径和发展逻辑，而且，后发国的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所特有的状况本身正是后发现代化实践发生许多现实悖论的根由所在。 几十年来，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普遍遭遇了种种曲折，各自的经验和教训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启示，即：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及其与之关联的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现实悖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种探讨对于后发国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中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对于加速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从后发现代化的特有逻辑、后发现代化的现实悖论以及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阐述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早发现代化的经验路径和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自从“权力”从社会中升华出来，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以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历史进入了由国家主宰社会的时期。至封建社会晚期，在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下，西欧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进入了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后来向全球扩展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按照马克思等学者的研究，现代工业社会是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特征的。（注：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因此， 国家与社会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共同点和标志。由于各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不同，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具体过程也就各不相同，正是这种分离过程的差异和特殊，体现和标示着早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各自不同的路径与逻辑。 （一）早发现代化的经验路径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远程贸易的兴起启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社会三大领域的变迁促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过程：在经济领域，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使自由市场经济成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形式，市场机制逐渐取代了封建权力的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与前现代性的政治统治制度相分离。狭隘的城市经济由于拓宽了生产、市场和贸易领域，成长为广阔的现代性地域经济和民族经济。一套以市场化原则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和交换规则的经济体制也随之确立。在政治领域，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统治权力及机构走出了君主政体的私人性领域，演变为公共性的权力机构；多元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制度。科层官僚制度代替了传统的家长制的管理地位，成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操作程序和技术手段。宪法和法律则为私有产权制度和契约性交换规则提供了法制保障系统。在文化领域，随着市民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胜利，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反封建政治功能逐渐消退，一种表达多元社会利益的批判性的现代公共舆论领域开始形成。三大领域的变化标示着西方社会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结构分化和功能转变。社会最终从国家的阴影中脱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经济、政治和制度性文化的社会。 上述西方社会的由三大领域的变化所标示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是一种由社会自身孕育起来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分离过程中，社会是分离的动力源，是积极的推动者，国家则是分离的障碍力量，是消极被动的方面。分离过程始终遵循一条由下而上的路径，最后，强大的市民社会摧毁了旧的国家和政府，并且按照自己所要求的结构功能构造出了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和政府。可见，西方早发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呈现了一条早发现代化经验路径：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变迁的牵引力量，其影响逐渐向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扩渗，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分化和功能转变，最终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分离过程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路径”的自发、内发、早发以及自下而上的特征。显然，这一路径和特征与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对于后发现代化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后发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后发现代化是由于早发国文化传播与挑战等社会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刺激而启动的社会现代化。战后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均属这一类型。后发现代化的这种区别于早发现代化的外发性特征，是以其自身的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状况为依据的，这一状况是决定后发现代化发展逻辑的、不容选择的前定制度性条件。换句话说，后发国的现代化是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一基础上推动的现代化，由于国家与社会缺乏足够的分离过程，导致了社会不具备基本的权利意识，以及自管理、自调节和制衡国家的能力，形成了后发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特殊结构，这种特殊结构又决定了后发现代化的特有发展逻辑，即：国家成为行为主体，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进程；通过国家集中领导、政府的干预来组织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促进社会自管理、自调节和监督、制衡国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宏观调控和政策、舆论引导的方式取代对经济及文化的行政管制和直接干预，实行代议制民主并向大众参与和监督的直接民主逐渐过渡，从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如果说早发现代化是社会重构了一个新的国家，那么后发现代化则是由国家来塑造一个新的社会。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 根据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后发现代化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参照西方早发现代化路径的后发现代化，另一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