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本体论:从马克思到20世纪西方哲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晓英(1954—),女,黑龙江海伦人,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理论探讨》编辑部副研究员。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哈尔滨 150080

原文出处:
北方论丛

内容提要: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通过“实践”表达了“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20世纪西方的语言哲学通过“语言”表达了“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它们都是在“人文世界”的意义上解释生活,并由此指向真实的生活之根。人文世界也由此成为现代哲学承诺的“本体”。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本体论,而在于现代哲学承诺的本体与传统哲学承诺的本体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哲学只有建立在现代本体论的基础上,才能坚守住哲学的领地而不至于沦落为“非哲学”。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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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人以其生活区别于其他物种。在生活中人有许多需求,而寻求生活之根,则是这诸多需求中极为重要的精神需求。哲学是应着人的寻根之需求而产生的,由此追寻生活之根就成为哲学的根本使命。哲学视生活之根为“本体”,而对作为生活之根的本体的承诺与澄明,就是哲学“本体论”。本体论是任何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这对于现代哲学也不例外。

      现代哲学承诺人文世界之生活之根,对人文世界的理论澄明则构成现代本体论的理论意旨。人文世界作为活着的人类文明是一个动态性范畴,它表达着“人”与“文”的双向开放性动态;它在纵横向上无限敞开着,并具有利于类、完善类的永恒指向。19世纪的马克思通过“实践”走进人文世界,20世纪的西方哲学通过“语言”指向人文世界。马克思和20世纪西方哲学分别对现代本体论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19世纪就已经走进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以其历史唯物主义规约下的“实践”否定了近代哲学的抽象本体。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P85)“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承诺的生活之根,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性范畴。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区别于传统哲学“实践”范畴的根本特质,在于它具有“人文世界”之意蕴。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实践”在于表达人作为主动者对被动者世界施加的影响。它突出的是人的“主体性”——人对世界单向的支配性。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则不同,它不是人对世界“单向”的“影响”,而是人与世界“双向”的“构建”。这种作为双向构建关系的“实践”,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通过“社会关系”范畴实现的。

      实践固然是人的实践,人当然是实践的主体。那么,人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85)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矛盾关系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运动过程中[2](P89)。这是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横断面上动态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成为实践的主体,如此则动态的“社会关系”便成为“实践构序”[3](P104—152)。社会关系由此通过人与实践融为一体,从而成为实践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

      社会关系作为动态的实践构序,一方面表现为人的行为机制:以生产工具为核心、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的活动机制;另一方面体现着人的行为取向: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总体目标的人的活动取向。社会关系在现实性上展开为三个维度:在历史性维度上,它是历史地积淀下来的人类文明成果,在人类历代生生不息的文明发展中,它既作为“历史”不断地通过现实的人而活起来、展示出来,又通过一代代的人而充实起来、发展下去;在时代性维度上,它通过时代人的创建性活动而展现其时代的文明内涵,并以此脱颖于“历史”;在具体维度上,它表现为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人”的“自主活动”(马克思语),并由此而展开为鲜活的生活。

      社会关系既是“人为的”(人的行为机制),又是“为人的”(人的行为取向),并且在三个维度(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上展开成“立体的”动态构序。正是这样的社会关系内在于“实践”,而使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具有了“人文世界”的内涵。一方面,它作为开放性的“人化自然”,是“文”;另一方面,它作为内化于人的开放性动态,是“人”。社会关系(文)历史性地进入人,从而使人成为开放性的人,并由此使人“文”化;人在现实生活中占有社会关系(文),并使之在现实性上“活”起来,从而使之“人”化。“实践”通过“社会关系”而意指“人文世界”。

      马克思的实践学说为现代本体论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哲学进入20世纪,西方哲人将本体论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并由此展开讨论,虽然他们旨在摈弃本体论,但他们的学说却在不自觉中确认和发展了现代本体论。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一般被称为“语言学转向”。这说明,语言问题是20世纪西方哲学格外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语言”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范畴起到了使“实践”指归于人文世界的媒介作用,那么,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也具有这种作用。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语言”也曾被“关注”过。但首先,语言不是被作为哲学问题加以研究,对语言问题的过问是哲学家在讨论哲学问题时为了避免混乱而做的附带性工作;其次,语言在传统哲学中只是作为思想的符号或工具表达思想。而对20世纪西方哲学而言,语言最终获得了“思想和存在本身”[4](P2)的地位。 “语言”作为“哲学问题”与“思想和存在”等身,这意味着,语言不再是人对其具有“单向性”创生和使用关系的“工具”,而是与人进行“双向性”生成关系的“文化”载体。20世纪西方哲学正是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走进“生活世界”,从而指归于人文世界的。

      20世纪西方哲学按其理论倾向,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科学建构为特征的英美分析哲学,一派是以人文关怀为特征的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两派哲学都借助于“语言”问题而最终走向“生活世界”。

      英美分析哲学曾致力于“纯粹”的“语言分析”,其中包括以弗雷格、罗素、塔尔斯基、奎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分析派,和以摩尔、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分析派。前者采用逻辑分析法,认为日常语言形式模糊和掩盖了反映语言本质的逻辑形式,哲学的任务在于揭露这种混淆,并试图以人工语言替换日常语言,以实现哲学语言的规范化;后者采用日常分析法,认为日常语言是最基本的语言形式,哲学不能放弃日常语言,否则将走向脱离实际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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