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问题与人的经验活动创造性 拓展发展观是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政策研究（持续发展）、发展类型研究（道路问题）、实证和分类的研究（经济发展和全面发展）、文化和价值观研究（发展尺度）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对人的生活进行哲学思考。发展理论不但要重视经验的实证性和价值标准，而且还应该看到发展是人的经验创造过程，经验创造是社会财富和人的生活的基本特性。以往人们缺乏对一般经验活动、劳动、生产、技术实践、道德实践、审美活动、交往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常常把经验活动看成是“实践智慧”或“技术实践”，认为它们不足以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全球化中一体化和差别性的矛盾，正在显现出社会对人的经验创造力的重新关注。发展研究不应满足于停留在直接政策、文化类型和价值信条上，而应该回应时代的呼唤，奠定发展的实践哲学基础。 一、发展理论走向全球化研究 发展问题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源于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中新的政治独立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独立、社会发展、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从贫穷落后状态走向现代化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水平。西方经济学家以往对殖民地和不发达问题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有利的方面。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威尔逊主义，再加上战后冷战局势，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研究形成了热点，发展问题才开始渐渐有了独立性质。在刚刚形成的发展经济学和一般发展政策中，人们按照增长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强调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增长的基础，主张集中投资与大规模产业，保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由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往与发达国家最明显的差距是工业落后，因此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接受把计划性的工业化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并且以人均产出和收入提高作为增长标准，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成长模式看成是必经之路。50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平衡成长论、不平衡成长论、成长点论和起飞论，强调依靠政府规划的具体经济作用和国际援助，注重经济结构平衡和重点增长因素。60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转向发展人力资本的思想，提倡发展教育，注重外向型经济和贸易保护。面对计划的不周和片面工业化的失调，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计划的灵活性和市场的作用。但是这一流派仍然以技术和效率基础上的增长为目标。这一时期按照经济增长思想设计的现实明显暴露出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已经达到联合国设计标准的增长没有解决低效率、失业、结构比例失调、贫困、不公平和落后的问题，足够的增长速度没有自动导致合理分配，政府干预导致了僵化的体制。非经济的文化、制度、环境条件被忽视了。这一阶段，发展政治学也开始产生影响，阿尔蒙德认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与精英主义没有关系，取消竞争性参与会付出代价。与他相反，亨廷顿强调现代化导致的民众政治参与形成的政治真空，要由精英掌握的政治组织实现制度化。佩鲁则提出，不发达世界的经济平等和社会民主应该自下而上地得到发展，同时，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威也应该得到加强，使效率和公正得到平衡。6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了西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合理分化，为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一般模式，而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加强有机整合。 70年代初，社会发展的思想成为主流，发展的重心从单纯增加产量转向就业、平等、减少贫困和满足基本需要，追求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培养现代技术及其所需要的思想。新的发展思想强调整体和价值，要求发展的目标从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重点转向再分配和全面发展。发展被视为社会和经济结构重组、习惯和信仰的变化过程。在发展策略上人们强调文化的基础作用，文化价值不同于利润动机，而是社会秩序的保证；同时，人们也强调社会发展的有机平衡，提出发展的含义在于绝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减少，改进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水平，个人、集团、地区、国家相互之间的尊重，扩大个人选择范围。佩鲁批判了物质主义的人性观，反对以享乐主义、个人功利主义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前提，反对以交易和财富对待人际关系。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 70、80年代后，受自由放任主义影响，发展经济学开始转向反国家干预的方向。拉尔强调计划和预测根本不能迅速解答复杂的现实问题，他提出的主张是不完善的市场优于完善的计划。他认为：以往发展观强调的国家干预政策取代了价格机制，限制了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导致了简单化产品最大化、效率低下、消费下降和社会不公平。与自由放任主义相反的事实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这促使一些人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强调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其实质是要强调秩序、集体意识和效率结合。这些观点背后蕴涵着深刻的问题，使发展观的研究得到拓展，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所谓的全面发展观，还缺少历史深度和真正的哲学探索。 6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思想处于高度矛盾之中。越战的困境、石油危机和猛烈的经济衰退、建立在凯恩斯主义上的伟大社会设想的破灭、消费——工业社会模式带来的全球问题和社会弊病、西方社会文化危机打碎了资本主义理性设计和西方中心论的梦想，反形而上学思潮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哲学基础，同时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发展又使发达社会获得了新的增长的可能，给技术统治思想提供了滋养。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受到多方面的批判。绿色运动、悲观的增长有限论、乐观未来学的技术主义、工业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等思想潮流围绕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变化展开了交锋。尤其重要的是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开始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后工业化理论研究合流。汕宁、梅诺蒂、阿明、卡多佐、桑托斯、弗兰克、沃勒斯坦确提出新的主张（多线论、中心－边缘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即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和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尽管他们倾向于把落后完全归咎于发达资本主义控制的做法有不全面的地方，但毕竟使发展问题与对资本主义过去和未来的研究统一起来，从而为发展问题研究开拓了新的全球视野，融入了哲学思考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