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发展”：21世纪“发展哲学”之主题 20世纪留给人们值得咀嚼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20世纪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高歌猛进的时代，如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信息时代的开辟、知识经济的出现、数字化生存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以至重建了人类存在方式，这一切足以使人类引以为自豪；同时它又是一个充满种种危机的时代，如全球性问题凸显、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冷战格局的形成、人的自我迷失……把人类抛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之中。按照进步主义的理解，20世纪应该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世纪，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同时又是人类自相杀戮达到登峰造极的世纪。有鉴于此，处在世纪转换的人们不得不追问：“人类究竟向何处去？” 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应当是一个深刻反思的时代。应当承认，21世纪也为人们反思“发展”提供了某种机遇：一是人们在告别20世纪之后，同这个世纪形成了一段必要的历史距离，这为人们客观冷静地审视20世纪的遗产提供了可能；二是实践本身的发展也使历史的真相得以较充分地展现，从而使人们有可能“从后思索”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这是20世纪的人们所难以具备的优势所在。问题在于，历史是否给人类留下足够的时间和余地，使其在灭顶之灾来临之前还有机会寻求出有效的拯救之道？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一个充满忧患的世纪终结之际，我们必须停下匆匆前行的脚步，去反刍刚刚逝去的历史给出的一系列难题。令人焦虑的是，历史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和推迟这种反思了，因为任何回避和推迟都有可能使我们再次丧失拯救的机会和希望。这决非危言耸听。一个表面看上去极其强大的文明，其衰落往往是迅速的。这已经为以往的人类历史所反复证明。有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说一个人从摩天大楼顶上掉下来经过第四层楼的窗户时，人们听见他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好。”[1] 我们人类及其文明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呢？真正的悲剧性恰恰在于有忧患却无忧患意识，有危机却没有危机感。 应当说，20世纪的人们仍然对社会发展抱有进步主义的乐观信念。虽然其间也屡次经受过打击：从理论上说，早在19世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克劳修斯的热力学及其引申出来的“热寂说”，给乐观主义的进步信念罩上了一层阴影，作为它们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又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预言了悲观的未来。80年代，美国学者里夫金和霍华德在其《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分析当代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同样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从实践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幕；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凸显，把人类逼入了一个“生存还是灭亡”的死角；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全方位的宰制，特别是“克隆”技术的突破、“深蓝”对世界棋王卡斯帕洛夫的胜利、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都向人们提出了传统发展观究竟还是否恰当的问题。 然而，尽管有种种理论的和实践的挑战，现存的社会发展观念仍然能够通过增加若干附加解释以逃避证伪从而继续得到辩护。何以至此？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在于：一是缺乏根本框架的突破，例如全球视野仍然囿于传统的“世界历史”概念，它是在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预设下被建立起来的；二是缺乏对所谓自明的前提本身的追问，诸如“发展”、“现代化”之类的概念都被当作天然合理、不证自明、文化中立的规定被接受和宣扬。因此，展望21世纪的“发展哲学”，迫切需要拓展学科视野，一方面进行真正具有批判能力的反思，另一方面又需要扎实而深入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在全新的框架下对事实的重新解读。 反思“发展”，就不能不追问“现代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性”赋予“发展”以合法性，从而使其成为无需怀疑的自明之规定。追问“现代性”，必须把问题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与框架内来着眼。 首先，应当追溯现代性的文化基因及其历史起源，这就不能不涉及古希腊文化。以作为现代性内核的理性为例，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理性思想的产生当然早于资本主义制度达数千年之久；资本主义所做的[只不过]是给这个过程以新的推动和特定的转折”而已[2]。 当我们敢于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审视“现代性”时，就无法逃避彻底清算那些使它得以确立起来的基本预设。从根本上说，“现代性”归根到底是由几个核心观念支撑起来的。这些观念至少隐藏着人的自我中心化、主一客二元对立的框架、进化论逻辑及其独断化等预设。它们似乎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化进程使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自我”观念的自觉确立，乃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成果。由“经验自我”（文艺复兴时代对世俗化的“人”的推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肉体感受性”为尺度的主体）到“理性自我”（以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为代表）再到“先验自我”（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自我中心化格局的实际确立，奠定了世俗基础。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经济人”假定，作为市场逻辑的前提，孕育了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不同的观念传统，塑造了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虚假需要”（马尔库塞语）和“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布热津斯基语）。人的贪婪和欲望的无限扩张，不仅塑造了独断的主体，同时也塑造了工具和手段意义上的客体。所以，主一客二元对立关系的生成，严格说来只是一个近代的事实。这一关系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这样两个维度上的确立，导致了人与自然、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敌对性质。这恰恰是造成发展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建立得益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进化论诞生以后，又被援引到社会领域之中，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具有相当的解释力。这说明，现代性意义上的人的生存方式已经事实上沦为生物学层次了。由于这种内在的亲和性，进化论的逻辑被广泛用来替“发展”作辩护。看看20世纪后半叶有关社会发展的研究和学说，就不会怀疑这一点。所有这些，都将有赖于通过对“发展”的深入反思，来予以澄清，以便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得到实践和理论的双重矫正。这正是人们所期待于21世纪“发展哲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