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9639（2000）04—0053—07 可以说，把世界二分化的二分模式与哲学思维的历史同样古老。现象与本质、理念与现实、真实与虚假，主体与客体等，搭起了传统哲学思维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应，二分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也成了普适性的方法模式，以致被当成辩证法的标准范式。在发展研究中，建立在现代化与非现代化这一基本二分之上的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自发与自觉、理性与非理性等一系列二分对立，构成了许多理论思考的基本框架。虽然二分模式在不致绝对的前提下对于提供一种简单的分析来说并非总无意义，但滞留于简单二分模式上的分析思考相对于理论力欲解释的复杂对象来说，却是一种过分的简化和懒惰。这种简化固然并不必定导致错误命题，却完全可以像纽勒所说，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失误造成“研究范围狭小及研究意义的丧失。最终，这些方法论的失误将堵塞理解的渠道”。（注：见奥斯卡·纽勒：《人的需要：完备的整体的方法》一文，载勒德维尔主编：《人的需要》，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33页。）在以前发表的拙作中，笔者已初步探讨了二分法与辩证法的关系。在本文中，我想就对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中几种常见的二分法模式做些力所能及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强一元论二分法 二分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朴素的、简单的整体论模式， 它把整体T视为A与B两方构成的二元结构体，并在A与B的二元互动中考察整体T 的结构和变动。在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中，最常见的二分模式就是“可以把二元归结为一元的二分模式”，我们暂称之为一元论式二分模式，并把它分为强、弱两种。所谓强一元论二分模式，是把整体之“一”分为两类因素构成：一类是本质的、基础性的，另一类是现象的、形式的、次要的，后一类是前一类的一种表现；随着本质的确立，“现象”自然会得到合理化理解、处理。哲学的任务就是穿透现象世界的虚假、形式和凌乱，把握到永恒的本质和真实。由于“发展”概念最初就是来源于胚胎发育（Development）概念， “发展”必定具有一个胚胎似基础的胚胎论隐喻在发展思维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探讨发展的机制时，不少人不自觉地按照“基础主义”的思维模式去寻找那种想象中的胚胎似基础。胚胎似基础与所谓“本真”、“终极”对接起来，成了哲学发展观念的本体基础。于是，这种把世界二分化的哲学思维总要寻找一个胚胎似基础当作发展的本质，而把其余视为会自然成长出来、或逐步自动边缘化甚至消失的“现象”。哲学分析因而就是从“现象”中发现出“本质”，由形式、虚假发现真实。发展哲学必须清醒地拒斥这种以所谓本真存在诋毁、解构其他存在并视其他存在为无意义的抽象形而上学。 建立在胚胎论之上的“基础主义思维”并不仅仅表现于追求抽象一般本质的“统摄说”中，也体现在以各种胚胎隐喻为基础的发展理念中。由于黑格尔的发展观念中蕴涵着一种明显的胚胎渐成论隐喻——它把社会发展解释为某种胚胎基础之上的、内在注定式的必然演进，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又长期缺乏对这一隐喻的反思与清理，致使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寻找、建构某种胚胎似基础来确立起希望的那种“发展”。而一旦确立起那种基础，现代化就会万事大吉。这使人们总是希望寻找某种一通百通、一了百了式的根本性方案来根本性地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难题。当确信发现了所谓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之时，就确信有某种神秘的必然规律在保证着发展的自然式进步。而当实践证明当初的根本性方案缺乏效果时，就意味着那个作为发展之基础的根本性东西没有找对，于是再去挖掘、探寻另一个神秘的胚胎似基础。似乎不同发展的理路就是变换不同的胚胎似基础。遗憾的是，这种以探寻、建构胚胎基础为特色的二分法思维，常以对唯物史观的简单注释为支持依据。李大钊先生在1919年的这段话颇能反应这种逻辑：“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注：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卷第310页。）“表面的”也就是“次要的、非本真的”。发展的根本性解决就是越过“表面、虚假”而去探寻“本真”。这显然是用传统哲学本真与虚假的还原式二分法来简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把经济视为一个自足自恰的系统。而实际上，“套用卢曼的话来讲，经济从来就不是国家的唯一社会环境；经济分化以其他领域（法律、科学、艺术和家庭等）的分化为先决条件，并推进其他领域的分化”。（注：简·科恩，安德鲁·阿雷托：《社会理论与市民社会》，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单向规约也许可以针对精神自恰论显出某种思想深度，但这样的单向规约又把经济、生产力视为不受其他“决定”而只决定其他的自恰系统了——而这又显然与事实相悖。看来，对唯物史观的胚胎隐喻论解释是与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思考模式互为支持的。马克思处于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化进程中的过渡性品格，以及与持胚胎渐成论模式的黑格尔的渊源关系，也的确为唯物史观的胚胎基础论注解提供了常被后人放大的些许口实。在这种二分模式的背景下，我们不难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发现不时出现的“胚胎发展论”。这至少有以下三种：一是把作为发展根本基础的“胚胎”视为某种政治制度，希望通过建构这种政治制度寻求现代化问题的某种“根本解决”——一旦它建立起来了，那一切问题似乎都会迎刃而解。曾几何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当成一通百通、一了百了的胚胎似基础，并满怀革命的乐观主义确信这基础足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当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所谓“政治上的根本解决”只是一种单纯的想象之后，那种胚胎发展论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却以另外的形式再次表现出来：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置换成了经济制度的根本性。“经济及其制度”又成了一种胚胎似基础。似乎经济发展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词语的变换并没有对把现代化复杂问题大大简单化的基础主义思维造成丝毫的触动。在这种形势下，现代化仍然被简单地理解成基本上就是一种胚胎培育工作。在它看来，不必再像阿多诺那样，追问“经济的第一性应该拿出历史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幸福的结局是历史内在固有的”，（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不必追问经济是不是一种自恰系统， 而径直相信作为根本问题的经济问题一旦解决、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胚胎论思维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儿“找到根据”后，又打起了自由主义新旗，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姿态在获得相当的认同与流传。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某些解释自然有其价值：它对市民社会的呼求对于总在个人与国家（“社会”常被整合进其中）之间进行二级规约的中国现代主流思想不无启发意义；它对“自发性竞争秩序”的呼唤对于冲淡浓厚的唯理主义思想更有积极意义。但设想世界的繁荣、公正甚至一切难题的解决都会随着“自发调节的市场”的普遍化而得以完成，显然还是企求“根本性解决”的胚胎论思维在作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