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哲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萌发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虽然不是很明显，或者说，尚未取得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和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成果，但是，这些新变化又的确会对我国哲学走向21世纪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大增强 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出发的，能否正确地提出问题历来是能否正确地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世纪之交，面对汹涌而来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大家普遍感到，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思维的不丰厚、不坚挺状况，必须着力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大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敏锐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改变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居支配地位的“解经注经”，将哲学当成某种“政策性注解”，从而使哲学变成“迁就眼前事变的工具”的治学方式。哲学诚然有论证、解释、宣传的功能，但哲学绝不能停留于此。如果哲学放弃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探索功能和任务，那么，哲学也就真的“无用”了。因此，真正充满活力的哲学，应该是批判、探索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大家感到哲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必须发生转变，即改变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进行单纯的逻辑推演的体系化建构方式。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哲学研究长期在低水平重复中徘徊，哲学不景气，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哲学界长期以来痴迷于建构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代社会实践中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和难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新时期以来，我们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改革，就提出了许许多多种方案和设想，但迄今尚无一种较为满意的方案。而在数以百计的“体系”面前，我们的哲学在理论上究竟有了多大的突破性进展呢？体系是问题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得正确处理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总结历史经验，大家感到，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哲学在未来的新发展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所要强调的是两个方面：在对现实问题研究中避免简单化，强化其探索性，在基础理论研究中避免或克服学究化，强化其现实感；使二者真正实现动态互补，互相融合。当然，也许是对十年“文革”的灾难仍然心有余悸，还有一些学者担心研究现实问题危险，或学术价值不大，而主张走学院化的发展道路。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哲学的学院化是个事实，但不是其发展方向。 如此看来，强化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关键是将现实问题合理地转化为哲学问题。哲学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黑格尔语），往往是以高度抽象化甚至思辨的形式存在的，但是，哲学决不等同于“单纯的思辨活动”。从哲学史上看，即使是被公认为抽象、晦涩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也不是超越时代而独立发展的东西。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魅力和价值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对那个时代提出的诸多现实课题进行了哲学上的加工、处理和解答。马克思当年曾经深刻地分析过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普遍性”观念的实质，认为这种对普遍性的向往，不过表达了资本文明冲破狭隘地域性、民族性界限的客观要求，不过是“市民社会”的预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第46 卷（上），第18页。） 主题转换：从认识论的主题转向历史观的主题 如果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哲学50～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中期以来，基本主题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而世纪之交，这种主题转换的趋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造成这样一种主题转换的基本原因在于： 首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改革之初，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任务繁重而又艰巨。从认识论的层面上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批判“左”倾思潮的荒谬，为改革开放扫除思想障碍，这在当时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但是，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消化了历史经验。事实表明，对历史经验的消化，决不只是认识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价值观、历史观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确立和完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社会关系中家族式、宗法式、行政单位制关系逐渐被打破，身份制关系开始向契约制关系转变，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步暴露出来，人们的利益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切反映并作用于哲学思考和哲学理论形态中，必然地使对社会历史观问题的探讨上升为哲学界关注的基本主题。例如，马克思当年就曾揭示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资本文明的不断扩大、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而在当代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同样有个适应现代化的活动主体的塑造问题。本身尚处于狭隘的血缘宗法关系和地方性联系中的小商小贩，决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实现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研究这一转变在我国目前实现的条件和机制，就是摆在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再如，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是以牺牲多数个人即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代价实现的，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的尖锐对抗的形式实现的。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也是大量物化的、片面的、偶然的个人不断被制造出来的过程。此种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危机”在西方被认为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而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如何才能有效地克服或避免西方工业化以来日趋严重的“文明危机”、“文化困境”，从而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就势必牵涉到对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观问题的深刻把握。显然，实践把这一问题向哲学家们提了出来，但哲学家对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还不能说已令实践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