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文化哲学研究是20世纪中国哲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比较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提出和各种见解的冲突，总是集中于文化层面，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始终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所以，继五四时期的“文化热”之后，在80、90年代，文化哲学又成为学术界重新关注的热点领域。文化哲学以其反思的深刻性、透视问题的广阔性、批判的先锋性，开拓了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领域，整合着各种不同方向、研究不同问题的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因此，对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进行问题透视、状况分析和前景展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成就与价值 对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思尚待时日，这里我们只能对其做出一个大体的现象学扫描。即便如此，我们首先必须指出，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中国的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在中国”。所谓“中国的文化哲学”，主要是指中国哲学家对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而“文化哲学在中国”，则主要是指中国哲学家对西方文化哲学理论和思潮的介绍与评价；实际上，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最终结果是“文化哲学在中国”成为“中国的文化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可以分别加以评述。 首先，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总结与概括。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源自于哲学与文化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在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基础上，提出新的哲学性的解释理论和分析工具，从而将文化人类学组成一个有系统、有灵魂、有核心概念和围绕核心概念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由于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理论都有着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哲学的抽象和概括，并试图为一切研究人和文化的人文科学提供研究的出发点，在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抽象完整的人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言，现当代文化哲学人类学就是文化哲学的典型形态之一，就其谱系来说隶属于文化哲学中偏向文化学的层面，从而构成了一种文化的哲学，它实际上是对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部门哲学人类学的概括、总结和整合。另一方面，哲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哲学理论观点、方法渗透其它学科，使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就此而言，文化哲学是一组哲学学科群，它具体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就其谱系来说隶属于文化哲学中偏向哲学的层面，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哲学。实际上，哲学和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西方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的两种对立的传统。以学科特征而论，就是以文化人类学（实证的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哲学人类学传统和文化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以国家、地域而论，就是英美传统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传统；从文化哲学思潮的角度视之，这两种传统所体现的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就此而言，我们要把握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跳动的脉络，就不能不进入一种文化哲学的视域。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再到利奥塔的知识分子之死，其中流动的就是一种对西方文化进行哲学阐释的血脉。从逻辑经验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到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再到罗蒂的反基础主义等等，其间无不充溢的是一种超越形而上学，争得彻底终结西方传统哲学王位的名号。如果离开了文化哲学的视域，实际上，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为什么如此众多的西方哲学家对西方两千年来的文化所进行的哲学反思。对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进行一种总体性研究，不仅为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而且带来了一种新的激励和新的方法、新的言说方式。 其次，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为寻求救国之道和兴国之路所进行的文化探索。20世纪中国文化讨论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或谓古今中西问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从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实际来看，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中国近现代思想、哲学和文化思潮，那么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则存在三大思潮，它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种格局在1923—1924年的“科玄论战”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并为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可以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其间既有对立和区别的一面，又有互动、联结的一面。然而，这三个派别都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又都表现出对中国现代化的强烈关怀。文化保守主义派的文化哲学家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方东美再到新生代的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哲学家从胡适、陈序经到殷海光、李敖、柏杨再到新生代的李泽厚、林毓生、韦政通、张灏、傅伟勋等人；唯物史观派的文化哲学家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到张岱年、冯契、方克立等人，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代表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集体代表邓小平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代表江泽民，其间始终贯通的就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但各派选择的道路不同。毋庸置疑，“三派对立互动说”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开拓了中国文化哲学宏观考察与微观审视相结合的新局面。 第三，对文化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如果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阐述了中、西、印文化发展的路向，那么朱谦之的《文化哲学》已经具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诚如其自己所言：“我以为将来的哲学，应该是文化史的哲学，换言之，即为文化哲学。”然而，由于这种文化哲学的最大旨趣就是要“说明文化的本质及其类型，对于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生活，均加以根本研究，又分析文化之地理上的分布，以明中西文化关系及本国文化之新倾向，并谋建设未来之世界文化”，因此仍偏重于文化学或文化的哲学。8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中西文化比较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对西方文化哲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文化哲学理论建构的理论著作，其作者大都是中青年学者。如许苏民通过对西方文化哲学源流的梳理，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构想，初步形成了文化发生论、文化结构论、文化发展论、文化动力论四个部分的文化哲学构架；郭齐勇从文化哲学的立场将“理论文化学”定位于文化哲学，从而建构了一个文化学的体系；李宗桂在《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演进为背景，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流派、文化主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试图立足改革开放的现实，吸纳中国传统和人类文化精华，探索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建构；李鹏程通过借鉴胡塞尔的现象学，考察了文化哲学的可能性、文化意识、文化的实在性、文化价值、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等问题，从而对文化哲学进行了现象学的探索；衣俊卿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成果的批判总结，力图构建以人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从而开辟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邹广文通过对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现实问题的分析，也在极力拓展文化哲学的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筠泉、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如果哲学研究以实践为媒介关心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又能以实践为媒介关心哲学的发展的构想，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化的哲学研究及其意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化观，从而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一种现代化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