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爱智”本性的新世纪哲学——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 孙正聿 孙正聿，1946年生，哲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何真正的哲学，它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并非仅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集中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和理想性。我们应当从哲学的特性与新世纪的时代特征的统一中展望21世纪的哲学。 “消解”之后的反思：探索新世纪的哲学主题 20世纪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和旗帜，在对“哲学”自身的“终结”、“治疗”和“消解”中，走过了它的百年历程。这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提示我们，无论是对20世纪哲学的回顾与总结，还是对21世纪哲学的预测和展望，都需要以反思这个“消解”哲学的历程为最重要的理论前提。 现代哲学对“哲学”的“消解”，是以讨伐和批判黑格尔哲学为共同的出发点。早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明确地提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6、15页。）。进入20世纪，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以分析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之衰微与没落”而展开其对“20世纪哲学家”的论述，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以嘲弄黑格尔“绝对理念”的“狂妄”而论证“科学哲学的兴起”，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则干脆以“叛离黑格尔”这个更为刺激性的口号为开端来阐述整个“20世纪哲学”。这表明，反思20世纪哲学的“消解”运动，应当首先诉诸于对黑格尔哲学的前提性批判。 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6、15页。）。 这意味着，讨伐黑格尔哲学，是对整个传统哲学的清算；“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的“终结”，则是以“黑格尔主义”为标志的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 对于传统哲学的本质，恩格斯提出，就是试图为人类提供一种永恒的终极真理，而这“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6、15页。）。 传统哲学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在认知取向上，就是固执于对绝对之真的追求；在价值取向上，就是执着于对至上之善的向往；在审美取向上，就是沉湎于对最高之美的幻想。而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看，则是一种非此即彼、抽象对立、超越历史的思维方式。它把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所实现的理想性追求，异化为“哲学”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而遏制人类的创造性追求。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消解”源于传统哲学自身的异化。 传统哲学的自我异化，是同它所表征的时代精神密不可分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其基本特点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在传统社会中，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特征就是马克思所概括的“人对人的依附性”。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传统哲学以自我异化的方式，表征了自然经济中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即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而表征着人对神化了的权威的“依附性”。 近代哲学作为传统哲学的高级形态，它的深厚的生活根基，在于它所表征的是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换。相对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并且形成的是新的“三位一体”：经济生活的反对禁欲主义要求现实幸福，精神生活的反对蒙昧主义要求理性自由，政治生活的反对专制主义要求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的这种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的理论表达，构成了近代哲学的重要的基本命题，这就是：“我欲故我在”（要求现实幸福），“我思故我在”（要求理性自由），“我生而为人”（要求天赋人权）。 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规律去塑造全部社会生活，从而也就更新了人的存在方式（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与特征，马克思作出了简洁、精辟的理论概括：“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4 页。）人的这种存在方式具有显著的二重性：与自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使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变为“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历史进步；然而，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独立性”，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而这又只是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独立性”。近代哲学以理论的方式表征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就不能不具有显著的理论的二重性：既以“自由”的原则表征“人的独立性”，又以“绝对”的理念表征“对物的依赖关系”。这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以“抽象”统治哲学，根源于当时的人类正在受“抽象”的统治。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在自然经济中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因而它需要塑造某种“神圣形象”来表征自己的时代精神；近代哲学在批判这种“神圣形象”的过程中，则以塑造“非神圣形象”的方式，理论地表征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物的依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整个传统哲学，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着人对人或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因而总是把“哲学”异化为某种“神圣的”或“非神圣的”绝对的“理念”。现代哲学，它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类对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关系”的矛盾的自我意识，因而它合乎逻辑地走上了“消解哲学”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