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关于认识论的介绍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简单地表达为用真理性的认识去指导实践的过程，忽略了人们用以指导实践的观念形式不仅仅是反映着客观事物本质与运动规律的种种真理性的认识，而且还包含了根据真理性认识形成并融入了主体价值目标的认识。恩格斯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人只须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大多选择了一条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即实施了“传统发展战略”。它以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发展核心，认为财富增加了，政治民主、文化发展、社会公正、教育进步等方面会随之自然而然地实现。然而，这种以追求财富总量为主的发展实践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繁荣，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作深层的反思。 一、人的价值目标与物的客观规定统一于社会实践中 人类的实践过程既是实现其价值追求的过程，也是把主观目的与客观规定相统一的过程。诚然，在人的实践中，对象的客观规定性作为外部条件规范和制约着主体的活动，但是，人对物的尺度的遵循并非如同动物那样只是本能地、消极地、被动地简单适应，而是基于人的自身需要、追求和目的，以其特定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去能动地、创造性地改变客观的物，从而使物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曾作过如下说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在这里，显然不是外在的客观对象单方面地规定主体的认识，更不存在衡量主体认识的纯客观的尺度，恰恰相反，倒是主体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构筑了人的主观目的与物的外在尺度的有机统一。实践活动一方面肯定了主体价值目标的现实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对象的客观规定性。正是主体与客体、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基于实践的相互作用，生成了既符合人的价值目标又符合客观规定的社会历史过程。 人类如何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两部分的内容不可少，一是对主体需要的意识，二是对客体状况的认识。前者是评价，后者是理论。评价决定了人们应当从事什么样的活动（目的）。后者决定了人们应如何进行活动（手段）。手段是极其重要的，但实践活动中的价值目标与手段相比，目标则更为根本。每一历史时代都有这一时代的具有共同内容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不同，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方式也就不同，由此也就决定了人们实践中的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的不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然会反映到人们的价值目标上。也只有价值目标的转换，才能引起人们关于各种事物和问题的思考方式、评价方式的变化，才能真正实践和完成社会的重大变革。因此，可以认为，实践活动中的价值目标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发展。 二、人类实践活动表明，不同价值目标会导致不同的实践方式 古代，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希腊人赋予自然以“灵魂”，相信天空星体的运动与人生在世的变迁，都受同一“灵魂”的支配。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更是崇尚天、地、人三者的统一。古代人虽然存在着对自然界的顶礼膜拜，但已朴素地认识到，包括天、地、人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体系，人类只有融于其中，才能共存和受益。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相通、相类和统一。“物养互相长消”是生态法则，“苛得其养、无物不长；苛失其养，无物不消。”山林资源“不可胜用”，动物资源“不可胜食”，水资源要有节制、顺时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要因地制宜，不可乱垦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自觉、自然和现实的特征，典型地表现在对自然“无为”的观察态度和“格物致知”的内省，在科学传统上则表现为重整体、轻结构，重实用、轻理论。这些思想为现代人提供了深刻而美妙的生态智慧。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朴素的辩证法被形而上学所取代。“人是世界的主宰”的主张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了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由知识赋予人类的力量将是无所不能的，它鼓励人类为统治自然而寻找一条征服自然的途径。洛克则相信，“人类中心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认识的伟大成就。恩格斯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8页。）但在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唯意志论”和“环境虚无论”，人类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力量而成为生物界的霸主，不断向生态系统施加影响、压力，乃至破坏。这种“人类中心论”是狭隘的，其思想框架是主客观的两极化。它总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变为对象，把自然中的万物看成是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向自然索取。 十七世纪后，科技的长足发展及其在现实应用中的巨大成就，使它逐步“神化”。许多人相信，经济目标是至上的，科技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从而保证经济的无限增长，人类应永不停息地征服自然，驾驭自然，使自然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的贪欲。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无论何时，人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时，科技应用的合理化也需要较长的过程。因此，尽管人们创造、应用科学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但科技发展的效应却不可避免地是双重的。如今，我们都很容易和有理由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技术本身所产生的作用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