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性质，有主张是认识论的，有主张是世界观的。还有两种说法很值得注意，一种是毛泽东的，一种是冯友兰的。毛泽东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注：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冯氏主张“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说，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主要部分是对认识的认识，其次一部分是对人生思想的思想（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8,198页。）。 毛泽东的哲学观表达了哲学理论产生的理性机制，它源自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是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思想。照冯友兰的说法，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也包括着认识论，而认识论必以世界观或存在论为前提。因而毛冯二氏的哲学观并非那么截然对立，只是内容各有侧重而已。从毛泽东的提法里并不能得出毛泽东把哲学视作“太上科学”的结论。冯友兰所强调的是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它也要依傍于某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比如某种天道观或天人合一论、阴阳大化论之类。 金岳霖、冯友兰二位先生把存在论或形上学称作“元学”（注：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38,198页。），也就是元理论。照这种说法，毛泽东关于哲学之性质的提法也应该属于元理论。问题在于，应该怎样理解哲学的元理论性质？作为元理论的哲学在理论形态上有什么特点？ 人类理性活动之最后根据的地位规定了哲学的元理论性质 有论者主张哲学作为元理论是“元观念学”，“哲学性的反思必须是观念的最后证明”。这种元理论要寻求一套对哲学观念普遍有效的“最终判定方式”。实际上这样一种终极真理式的一劳永逸的证明方式并不存在（注：参阅赵汀阳和陈嘉明的文章，《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1994年第4期。）。如果我们真能找到一种最后的裁决理论，哲学问题的争论将从此寂灭，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哲学观念是可信的，然而哲学的元理论性质并不在于它是否正确，是否能够成立，并不在于它是什么主义，有什么主张，而在于它在人类理性思维中的地位。 哲学在人类理性活动中处于最后根据的地位，它为人类的知识和行为提供了元理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人们思考或做一切事情总是有某些根据。这种根据，有时来自主体自身的需要，如“我要喝水”是因为“我渴”。有时为了说明世上的某个事理。比如毛宗岗给《三国演义》解释东汉瓦解和三国统一的历史时，诉诸分合的循环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探究起来，一些原因，还有更深的原因；一些理由，还有更普遍的理由。如此刨根究底，从逻辑上必然会获得一些总的根据。这样的总根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宗教的，一类是哲学的。宗教把神当作最后根据，找出世界的第一推动者，或者把现实世界归结为假相，为人们指出一个极乐世界。哲学家则从理论上找出一些根据，古希腊的“始基”、“逻各斯”、“爱憎”、“原子”，柏拉图的理式，古代中国的“五行”、“元气”、“阴阳”，《老子》的“道”，都是这种追求的产物。如果哲学家的说法是真理，它同人们的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在理论上应该是接轨的，为人类的知识和行为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最后的理论根据。这些最后的理论根据从逻辑上说是最初始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它们称作公理，而不管它们是否被多数人认同。这里说的知识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任何一种知或智，包括不系统的常识和系统的知识，甚至不经意地包括错误的知识。一切经验性知识的根据总是可以归结为若干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总是可以归结为一个一个理论，任何一个理论总是可以归结为若干条公理或原则。不管其中的逻辑联系是多么模糊，也不管其中有没有逻辑矛盾，哲学家总是超越这一切具体知识，去建构一个适合于这一知识总体的元理论系统，即除了哲学以外的任何一种理论的背景理论或解释任一理论的理论。哲学家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出一种执著的理论勇气，或者说有一股倔劲。他们抱着这种追求提出了一些睿智灼见，也提出了许多谬见。 一个理论系统可以它的公理系统来表达，而哲学原理从哲学家的主观愿望说来，是一切知识和行为的公共原则，人们安身立命的总根据。哲学与人类知识、行为的关系是解释被解释的关系。所以，哲学是一切知识和行为的元理论，哲学观点是一切知识和行为的元公理。哲学就是为一切知识和行为提供元理论的科学。 说哲学就是知识和行为的元理论，这一看法符合人类的认识史。以“道”这个概念来说，在《孙子兵法》里提到过“存亡之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兵者，诡道也”、“上将之道”、“战道”等等，“道”的含义往往只能从上下文的联系中去个别地理解。在通行本《老子》书里，“道”上升为一个哲学概念，它说谁掌握了“道”谁就能获得成功。《周易·易传》则明确地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等哲学命题，逐渐明确了道即常则、规律、原则的含义。其他如阴阳、五行、元气等哲学概念及其命题的形成也有类似的过程。这之后，一些具体科学，就把这些哲学概念和哲学观点“常道”、“常式”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初始概念和初始命题，把它们当作概念框架来组织自己的思想体系。比如，在战国时代的《孙膑兵法》里，“道”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哲学所解释的客观规律和根本规则。然而它并不解释什么是道，因为这是元理论里面的现成字眼，它只管拿来用即可。哲学著作才专门研究什么是“道”。《孙膑兵法》把“知道”和“达于道”看得很高。《威王问》篇：“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八阵》篇：“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对“道”这一基本概念的运用达到了纯熟的程度，是《孙子兵法》所不能比的。成书于战国西汉的医书《黄帝内经》的哲学背景则是阴阳五行和元气学说。这些是哲学理论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水平提高的明证。 应用元理论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在普通人或有知识的人的思维活动中是经常进行的过程。假定某位老农肯定“有因必有果”，又肯定风调雨顺和适时种植管理是庄稼丰收的原因，那么他就会从风调雨顺和适时种植管理中企盼一个收成。在这里，到底什么叫原因，什么叫结果？因果律的界限在哪里？是他不想要也不需要进一步追问的。这一思维过程应用了逻辑推理，思维内容是关于农事活动的，但依赖了元知识或元理论“有因必有果”。虽然元理论与实际知识的联系并非总象这个例子那样清晰，往往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因若干中间环节而依稀莫辨，但这种联系却是确实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