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及其价值问题，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已经提出价值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问题，本文试图以价值观为理论视角，透视各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作为对实践提出问题的回答。 一 价值观的内容比较宽泛，从价值观透视社会历史观，有必要对透视的视角作一些说明。 价值哲学的首要问题是探究一切价值由之发展的基础是什么，以及一切价值判断的合理性依据何在的问题。如果说，一般哲学首先研究的是“存在”，那么价值哲学则是以“应该存在”、“应该有”为首要内容，并为“世界应该是什么”提供世界观的基础，目的在于为超越和完善“事实世界”提供理想和目标。“应该性”、“理想性”、“目的性”都是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而提出来的，是价值观中具有根本性的东西。因此，哲学上的价值观，是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关系等的意义的一种看法。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由此出发，马克思又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全面发展”作为最根本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评价尺度。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价值理想和价值评价尺度中，应该包含四个有机统一的基本理论观点。 其一，目的性观点。价值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人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者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列宁也指出过：“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目的性是价值观的首要观点和原则。 其二，理性观点。价值观具有“规范性”、“评判性”、“导向性”，要求价值理想和价值尺度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然而，现实的一定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尺度，又难免不同程度地带有情感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色彩。只有坚持理性的观点和原则，才能消除和克服价值理想和价值尺度中的情感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成分，使其提升到客观性和普遍性的高度。 其三，实践性观点。价值关系作为主客体的实践关系的特定方面，是由实践创造出来的，并构成实践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规定实践的要素；而且，只有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使价值合理性成为实践中的现实可能性。 其四，调整性观点。价值关系是历史必然性中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价值关系作为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是历史的具体的关系。人的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变化的，受其制约的人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尺度也是变化的。 以上四个观点是有机统一的，集中表现为：目的性观点是最基本的出发点，理性观点和调整性观点具有校正性，以保证目的性观点的正确；实践性观点是核心，是价值理想和价值尺度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些内容就是本文透视历史的主要视角。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同时也是人类价值观的伟大革命。这个伟大革命没有离开人类认识史的长河，没有离开“世界应该是什么”这个人与世界关系的主题，从价值观的角度透视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前的各种社会历史观，有助于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 社会历史观作为关于人类社会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是文明时代的产物。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标志着人类社会跨入了文明的门槛，为社会历史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标志着人类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转折，使古代历史观（作为封建社会解体以前的社会历史观的一个总的概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能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468页。） 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历史观的变化，主要是对中世纪的神学史观进行现实的批判，开创了由神学史观向人类史观转变的新局面。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神学史观的批判，不是从对神的存在本身的怀疑开始的，而是从对人自身、对自我本能欲望追求的具体经验感受和认识开始的，并逐步使人性的现实图画愈来愈鲜明和丰富多彩。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伟大代表彼特拉克说：“即使所有那些事情（指经院哲学研究的问题——引者注）都是真实的，它们对幸福生活来说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了解动物、鸟类、鱼类和蛇类的本性，而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们的来处和归宿，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18页。）因此，彼特拉克坦诚地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足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注：《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选辑》第11页。） 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是以个人主义的觉悟为思想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人文主义者发现了人，不如说他们真正发现的是个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个人尊严和价值在社会中的确立，应当同人类整体价值和尊严的肯定相统一。这是人文主义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和理解的。然而，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中价值取向是深重的，并且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