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描述我们生存环境的最重要术语，中国理论界也开始广泛地使用它来讨论各种问题。但是，正如萨伊德在“东方学”研究上曾经提醒的那样，当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源自西方的术语时，我们也就可能戴上了贴着“西方制造”标签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全球化”理论隐含一种危险：其内置的基本价值将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术界产生误导。事实上，全球化思潮在中国的登陆也绝非一次简单的学术移植，其深层包括了它所推崇的价值的扩张。历史地看，全球化理论以“全球”视野转移和遮蔽了已经遭到批判的西方价值，并基于抽象的全球价值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进行辩护。本文认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实际反对资本主义在全球扩散这一历史进程一致，我国学者必须反对抽象的非历史的“全球化”理论，独立地解释和说明“全球化”现象。 一、抽象的非历史的全球化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延续和最新的意识形态 在西方学术界，用全球化在全球尺度上对社会关系进行定位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全球化”一词被普遍使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复杂而有影响、甚至时髦的理论景观，却是90年代初的事情。然而，“90年代”并不只是一个不含价值的断代史称，毕竟，按照西方政要的说法，它是和“共产主义的大溃败”联系在一起的（布热津斯基）。虽然西方左派学者也疾呼“社会主义的失败并非意味资本主义的胜利”，但用“如释重负”来形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乐观心态也并不为过，因为乐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打出了“历史终结”的旗帜（福山）。因此，将这一背景与全球化思潮在全球的扩散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问题。 从规范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冲突和敌对状态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全球问题、全球价值以及全球共同体的观念更容易成为全球认同和行动的基本准则。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些价值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为什么直到90年代以这些价值为核心的全球化理论才成为世界学术界的时髦？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全球问题是由谁提出来的，又是由谁造成的，全球化理论提出了什么克服方案，它所推行的全球价值核心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与过去的西方霸权主义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准确地定位全球化理论所必须回答的，不过在回答之前首先得清理一下目前全球化理论是如何表述的。 从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定义看，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由于观察视点的差异、依赖的历史起点不同以及解释工具的多元性，全球化理论在当前应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既包括内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一体化思潮、基于西方价值的“人权帝国主义”政治理论，也包括对这两者的批判思潮，以及所谓人道主义全球化方案。撇开具体的结论，种种全球化理论的冲突集中在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上：（1）全球化是一种全球既成的状态， 还是向一个可能的图景变化的过程？（2 ）支持全球化进程的价值或必然图景是什么？（3）全球化的实现途径或方式是什么？ 本文将从这三个基本问题出发，透过西方文化研究和经济研究来考察西方全球化理论主流的性质。 经验上看，到目前为止，并非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全球同质的秩序和全球同质的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全球化”并非一种既成状态。但是，复杂性在于西方文化研究并没有简单地将全球化就视为状态或过程，而是不加区分地作为结构性术语来使用它。作为结构性术语，全球化在两个层面上被揭示：一是基于全球问题（环境、人权等）而逐步形成的所谓全球共同价值和实践；二是基于现实物质条件和技术可能而对全球复杂多样的联结的描述和说明，并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在这一结构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形成两个视角：同质化结构和多元化结构，并与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两种思潮直接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两个问题上两种结构差异并不太大，事实上，它们都诉诸于多元价值立场，并且也都不能回避现实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事实。 从90年代西方文化研究前沿看，文化实际是一种“社会想象”，它承担着社会整合最基础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全球文化提供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最高级的社会想象，也处于全球性社会想象的中心。但是，全球化文化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1 ）使“全球”经验成为现实的全球“自然空间”的形成（实为人类交流在全球自然空间内的实现）。西方全球化理论所涉及的正是这样的时空经验（特别是这种经验在当代的被压缩，如哈维等）。（2 ）在纷繁芜杂的差异性之中进行对话所依赖的共同性的产生，也就是说，尽管全球化是多维度的，但必须用一种大家都听得懂的“声音”说话。（参阅汤林森：《文化与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个事实，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提供了交换得以顺利进行的市场基础，后者则是交换能够实现所必需的一般等价物。在整体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市场本身催生出人类交往的空间同时又同质化这种空间。这种紧张关系直接造成全球化话语的历史演变与全球化经验的历史演变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解构全球化话语中的霸权并将之引入批判的知识领域提供了前提。当然，这里可能会隐含一个矛盾：当我们提出“全球化经验的历史演变”时，它也许是与全球化权力话语所内含的对这种经验认识相对立的重组。因此在锤击和颠覆全球化权力话语时，必须首先获得这种重组的合法性。这也就提出了全球化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离开经济，是否可能说清楚全球化的实质。在西方文化研究中，不同理论家之间的无意识争论恰好反映出全球化理论的这一缺失。 在经济方面，全球化理论也远没有形成统一的面貌。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全球化已经被接受为一个经济上的事实，而这个经济事实则暗示着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占据了全球统治地位。基于这个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化提出了“最好”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应该说，这个定义虽然并没有能够揭示经济全球化的全部方面，但它却陈述了全球化的核心方面和主宰力量，因此无论是自由派的理论家还是左派理论家都以此为前提展开自己的全球化理论。我们认为，经济为解开全球化之结提供了合理的前提，但是现有的理论并没有能够说明当代世界的“经济依赖性”与15世纪以来随着市场扩大而形成的“全球经济联系”有什么不同，因此，在正确地看到资本作为全球实际推动力量的同时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个问题在90年代才真正成为“新”的全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