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与千年之交，人类文明的发展似乎真的到了一个转折点。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匍匐在上帝面前。他们既敬畏上帝全智全能，又崇仰上帝的至善。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逐渐淡漠了对上帝的至善的景仰，却日益滋长起“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自笛卡儿之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日渐深入人心。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支配下，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日渐由人道主义膨胀为人类中心主义。到了20世纪，大部分西方人差不多完全听信了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于是人成了唯一的主体，而非人的一切皆成了被人（主体）分析、认识进而被操纵控制和批量生产的客体。“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文化以席卷一切之势同化着一切地域文化。如今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的全球化趋势正是以西方文化为底色的。在“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的驱动下，西方人创造了工业文明的奇迹；但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指导下的对自然的宰制，已造成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被破坏。面对世纪末人类的生存境遇，许多有识之士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们都明晰地意识到人类文明的深重危机。僵硬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过分刺激了人类扩张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体性。这种扩张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体性的张扬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你争我夺和互相敌视，而且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峙。唯扼制住这种扩张性、侵略性、宰制性的主体性，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才较易于化干戈为玉帛；也唯有如此，才较易于谋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已是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那么，如何抑制人的扩张性、侵略性和宰制性的主体性呢？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理路，不同的人更会选择不同的理念。看今日之思想界，提出“共生”概念者有之，提出“和合”概念者有之；力倡生态伦理者有之，力倡普世伦理（或普遍伦理）者有之。 共生理念似有特别的魅力。有人喜欢这个概念，因为它能涵摄一切，说明一切。然而，在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看来，能涵摄一切、说明一切的理论，恰恰不是科学的理论。因为科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可证伪性，能说明一切的理论实际上可能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可能只是不可证伪的形而上学教条（注：参见波普尔著、傅季重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幸好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已不时新了，西方七八十年代以来形而上学又重新回潮，由共生概念出发可建立起一个哲学体系。我一向认为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不必是科学的（注：参见拙文《该科学的科学，不该科学的无须科学》，载于《方法》1999年第1期。），但哲学必须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动， 必须能指示人类文明演化的可能方向。以共生理念为核心的哲学可望满足这样的要求。 如果从共生理念出发去反思现代文明的弊端，便要求我们认真清理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 我们不必像海德格尔那样完全弃绝主客二分，但确实必须有对主体、客体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解。 其一，主客体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西方中世纪，上帝是绝对的主体，人和其它造物一样只是客体，只是人具有高于非人存在物的主体性。 其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错误是认为人是最高的主体，非人的一切都只是供人类操纵和宰制的客体。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被遮蔽了：上帝虽然死了，但自然没有死；无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大自然才是最高的主体；人的主体性虽高于一切非人物种的主体性，但却永远不可能高于大自然的主体性；非人物种也有主体性，只不过它们的主体性低于人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者之所以狂妄地认为人就是最高的主体，就因为他们或明或隐地认定，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大自然中未为人知的奥秘会趋近于零，即认定人类会越来越接近于对一切自然奥秘的完全把握。正是这一信念激励着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但这一信念完全是个虚假的信念（注：参见拙文《世界的祛魅》，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0期。）。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那就该承认万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价值，都有其生存（或存在）的权利。万物既共生互利，又彼此竞争。但近几百年来，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已居于绝对优势。今日之地球即将达到60亿人口，人类已挤满了地球的每个角落，已大量地侵占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人类过分得意于自己相对其它物种的强大，但忘却了人类之母——大自然（作为整体的）随时都可能惩罚自己的恣意妄为。 如果我们能学会倾听大自然的声音，那么就能发现人类过去的一个根本性错误：过分强化了生存斗争意识，对自然物进行了过度的干预和征服。如今，大气的污染，海洋、湖泊、河流的污染，土地的沙化，森林的减少，臭氧层的空洞等正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人类的弱小造成的，而是因为人类的过分强大造成的。人类之所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就因为人类忘却了真理的另一面：人类必须在与万物竞争的同时，与万物共生。为了纠正近几百年积习而成的错误，人类必须抑制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谋求与自然万物的共生。 为能让共生意识生长起来，人类必须真正走向成熟。今天，人们常常惊叹于“知识爆炸”。殊不知人们得到了知识，却丢掉了智慧。知识就是种种指示我们进行物质操作和社会（包括金融、商业）操作的信息和方法，而智慧则是老子、庄子、苏格拉底、海德格尔等哲人所表达的微言大义。智慧的作用并不在于指导物质操作和社会操作，而在于指导人们的价值取舍，指导人类的努力方向。各门具体科学主要提供知识，哲学则主要提供智慧。现代人只重知识（包括技术）不重智慧，这便使现代人一方面强大得可怕，一方面愚蠢得可悲。他们正用强大的力量互相征伐，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多国部队打伊拉克，北约征服南斯拉夫；又如全球化的经济贸易所推动的全人类对大自然的榨取和盘剥。全人类若能普遍地产生起共生智慧，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拼命追求“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布热津斯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