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欣文 ○俞吾金教授，您是国内哲学界著名的中青年学者，八十年代中期已在哲学界崭露头角，对哲学基础理论、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化等均有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哲学见解，尤其是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获得的新成果在理论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本刊多年来的老作者，我们想请您比较系统地介绍一下您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请您先谈一下您治学的背景和学术上的传承情况。 ●我对哲学的兴趣萌发于高中时期，而我的治学道路则始于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哲学系虽然不是一个大系，却汇聚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富于创新意识的老专家，具有扎实的学思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上，老系主任胡曲园教授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与艾思奇、胡绳同为地下党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成员，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逻辑学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在西方哲学博士点上，全增嘏教授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他在国内最早开设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的课程，他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和刘放桐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在学术界拥有广泛影响。在中国哲学博士点上，王蘧常教授素有国学大师之称，他著作宏富，且在书法上独创章草，严北溟教授则以其佛学研究上的精深造诣为学界所称道。在科技哲学博士点上，陈珪如教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她编译的《自然辩证法》是科技哲学领域最早的启蒙读物之一。特别是胡曲园教授，作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奠基人，一直主张把马、中、西贯通起来，由博返约，对哲学基础理论作出新的探索，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思传统也由此而形成。我在担任系主任期间，之所以把《周易》、《纯粹理性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传习录》、《精神现象学》、《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分别作为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公共必修课，目的正是为了把胡曲园教授开创的这一学思传统承续下来，发扬光大。 ○您是胡曲园教授的博士生，他的治学方式毫无疑义对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是的。胡曲园教授的治学方式，除了上面提到的主张贯通马、中、西，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外，还有下面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在学术研究上不因循守旧，敢于自出机杼，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他运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大胆地提出了中国既不存在封建社会、也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设想，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二是把理论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作蹈空之论。比如，针对“文革”后理论界存在的诡辩现象，他主张把知性形而上学与形式逻辑区分开来，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见解提出后，理论界好评如潮。我觉得，胡曲园教授治学方式的主旨是：结合现实生活，对哲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理论作出新的反思。正是这一点对我的研究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您觉得什么问题是一开始就必须提出来加以反思的？ ●人们通常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是哲学（ Whatis philosophy）？”我不赞成人们把研究这个问题的学问称之为“元哲学”（metaphilosophy），因为这样做似乎是把问题引到哲学之外去了。我曾主张把这个问题称之为“哲学的元问题”（the metaquestion of philosophy），目的是把它引回到哲学内部来讨论。现在看来这一提法也欠妥，因为“元”（meta-）这一前缀的通常含义是“在……之后”或“超越……”也可引申出“最高的”含义，但实际上，“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是在哲学研究之前、在逻辑上必须先行地加以澄清的前提性的问题，它不在高处，而在根基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划到“哲学的第一问题”（the first question of philosophy）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在我看来，What is philosophy？这一提问方式，源自日常生活中的What is this？（这是什么？）而在What is this？这种设问方式中通常蕴含着两个前提：一是提问的对象已然在场（如一个杯子），二是提问者、听者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知识的关系，这种关系特别通过what这个词而显现出来。事实上，父母和教师都是通过这样的设问方式向小孩展示一个知识世界的。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提问方式转移到哲学中，哲学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求知活动，周围世界只是作为冷漠的知识对象进入提问者和听者的眼帘，而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意义问题则完全被这种提问方式严密地遮盖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提问者提出“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时，他已先于提问而选择了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的立场。 按照我的看法，我们应该站在生存论本体论哲学的立场上，对哲学的第一问题重新进行反思。既然生存在逻辑上先于认知，一个更始源的问题——“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Why does the human beingneed philosophy?）开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里的why与what 不同，它关注的是人与哲学及周围世界的意义关系。当然，“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这个问题也不能孤立地加以解答，因为要解答这个问题，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哲学？”反之，如果撇开“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而只询问“什么是哲学？”又必然会陷入知识论哲学的窠臼。所以我主张， 哲学的第一问题不应该是单个的问题， 而应该是“问题问性”（interquestion）即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What is philosophy？这样一来， 生存论本体论的立场就作为逻辑前提契入到人类的任何求知活动中，哲学重新返回到生活世界的轨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