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与“人择生存”之辨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匍匐在上帝脚下，感恩于他的伟大创举。然而，偷吃智慧禁果的人类并不总是安分的，他们试图证明自身并非“只是尘灰”，从中世纪末的文艺复兴运动到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不仅使人性得到充分张扬，而且使自然科学得以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迈上大步发展的坦途。 神学的发展逐渐消融了上帝神圣的光环。在神创论中，全部自然史及人类历史都只是上帝意志的展开史，自然规律由上帝制定并受上帝意志的支配。随着自然科学的阔步行进，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宗教神学的坚固堡垒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尽管上帝在牛顿那里还保留着第一推动力的地位，但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却证明上帝在随后的造物过程中只能袖手旁观；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思想，攻破了宗教神学的最后一个堡垒，他破解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造就了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人类就是在这种自然法则的支配下从无限丰富的大千世界中脱颖而出的新生物种，而非上帝刻意创造的“天之骄子”。人类依赖科学力量认识自然的同时，大大激发起创造的热情，不断扩展人类生存空间。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之和，超过了人类过去所有世纪生产力的总和。本来，人类应当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中得到启示，作为自然界长期进化产物的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适应自然而生存，但科学的胜利也使人类的骄横与日俱增，由此产生了两大认识上的误区。 一曰科学主义。科学技术的节节胜利使人们认为科学无所不能，人类遇到的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都可以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因此人类可以向自然无限索取而不必畏惧自然的报复。 二曰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依赖科学进步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约束，却保留着《圣经》中人是“天之骄子”的优越感。当人类借助科学技术摒除了对上帝的畏惧之后，也失去了对自然的崇敬，自然不再是孕育万物的大地母亲，而成为可任意征服和驱使的奴隶。当人们高举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大旗前进时，人们牢记了培根所说的人类为了统治自然需要了解自然，科学的真正目标是通过了解自然奥秘找出征服自然的途径，却忘记了培根关于“只有服从自然， 才能驾驭自然”（注：转引自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页。）的告诫，从而发展到“把自然的否定看成是通往幸福之路”（洛克）（注：转引自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以致于淡化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只强调人是宇宙发展的目的，甚至公然喊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的口号。人们在反对宗教神学的同时，又把自己置于上帝的席位。这虽然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价值和本性，却过分突出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把人放到了与自然对立的位置。 20世纪是人类的多事之秋，尽管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苦难，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等危机，但人类的理智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却使人类一次次摆脱苦难，从废墟中重新站起，人似乎变得无所不能。20世纪末克隆羊的诞生和人类基因计划的实施，使人们觉得破解生命奥秘已指日可待。 人类利用生物技术拼接和创造新的生命，在动物身上植入人的基因，试图用动物的内脏代替人的内脏做器官移植手术；各种转基因的药物和食品堂而皇之摆上了超市货架；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猴正相继出世，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在街上迎面碰上几个克隆人或因换头术而起死回生的人。……甚至有人断言，人不过是基因的组合产物，用基因拼凑一个集人类所有优点于一身的超人也并非幻想。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人类在迅速发展的生命科学取得的成就面前沾沾自喜，甚至忘乎所以，对海德格尔警告人们注意“无家可归”的危险置若罔闻。在21世纪的钟声还未敲响之时，一些未来学家已得意地宣称，生物学的规律将由达尔文所揭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变成“人择生存”。地球上许多生物在人类扩大自身生存范围时灭绝，现存一些濒危的动植物也只在人类的保护之下延续生命，人类还在拼装和创造着新的物种、新的生命，甚至人类自身，人类似乎已成为地球生物的主宰。从“适者生存”到“人择生存”，人类即将取代“上帝”。 人真能替代上帝吗？人类真的站在真理的终极，洞悉了自然和生命的本质么？《圣经》中说，上帝要谁灭亡，先使其疯狂。人类因科学技术节节胜利而忘乎所以之时，是否已经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的迷失，将使人类踏上最终丧失物质家园的茫茫不归路。 同人类发展至今的历史相比，人类有科学的历史只占到很小的比例，但它在整个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可以说，正是科学的出现，人类才走到了今天，否则人类至今还在蛮荒时代，至多是在农业时代徘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科技的价值负荷，使它以人对自然的征服、索取为目标，科学技术的人道主义本质被实用性所掩盖，科学技术仅仅体现出工具价值。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增加了超越自然的能力，但并没有使人类摆脱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世界或自然不是人类搏斗的对象，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前提和条件。当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小于自然的恢复能力时，人类可以高枕无忧、安之若素，一旦人类改造自然的速度大大超过自然界的恢复速度，自然界便以其特有的方式报复人类。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向大自然开发与索取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联合国调查表明，“由于人工捕杀和环境污染，目前已有2.5万种植物和1000多种哺乳和爬行动物、 鸟类、鱼类等受到早期灭绝威胁；世界上500～1000万动植物种， 估计有50～100万种在本世纪末为人类的行为所消灭。 ”（注：王素珍：《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最优化的哲学分析》，吉林地质出版社1998年版， 第3页。）物种的消灭减少着自然和人类适应度的选择余地，最终缩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自然发生的灾难不再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灾难，每一个危机的产生、变化都同另一个危机紧密相关，连锁反应。正如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切伊惊呼的：“如果不改变某些实为自杀的行为，那么，我们不久也将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红皮书而落到险境动物的地步了。”（注：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6页。）人们在实践中顾此失彼，疲于应付，人类活动的负效应成为一把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令人寝食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