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家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0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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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0)05—0027—04

      所谓“哲学在中国”,包括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哲学研究、哲学事件、哲学讨论与争论、哲学发展与成果,以及当前的问题与未来展望等等。这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中国哲学”。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估量和面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发展与广义的“中国哲学”之关系呢?

      1

      我们知道,在建国后的前30年间,中国传统哲学总体上是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即便是有所肯定,也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内在价值关系不大。近20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是,人们或以为喜,或以为忧,更有主张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与发展重新加以限制者。不过在我看来,在表面上热热闹闹的背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境遇仍然未可乐观,甚至于可以说仍然是相当的凄凉,这与出版了多少论著、举办了多少学术会议、进行了多少对外交流等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所彰显的深刻涵义。相信你与任何一位西方当代哲学家交谈,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本人哲学理论背后那个与传统相关联的知识谱系,可以说他们每个人对于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下的发展脉络,差不多都是烂熟于心。在他们那里,“西方传统哲学”绝不会仅仅被处理成为一个学科分支——那是他们从事于哲学创造的共同资源。那么,中国传统哲学除了仅仅作为“哲学在中国”的一个学科分支外,是否也能够成为更广阔背景下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资源呢?应当说,这其中的道路还是相当的曲折而漫长。

      中国哲学今天的发展状况,是中西方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典型的缩影。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也理应负有责任。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如何能够不止于在一个狭小的专业圈子里自说自话,如何能够在更宽广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进入哲学领域公共的话语系统,应当说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尽管人们侈谈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与“现代价值”,但有关研究更多的还止于一种史料和历史线索的爬梳。由此也就引出了我下面所要谈的问题。

      2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哲学”,始终是萦绕在国际学坛的一个大大的疑问,而国内学术界亦多有附和者,其原因主要在于混淆了哲学思想、观念与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我们民族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和哲学智慧的民族,但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哲学”,却是中西方思想接触交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阐释传统思想的结果。

      本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实际上面临着两个转化:一是由“经学”向“哲学”的转变,创立“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此一转化是冯友兰等人在20~30年代完成的;二是由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再深入到具体的“中国哲学”,揭示和凸显后者独特的精神价值和具体而非抽象的普遍性。应当说后一个转变还远没有完成。

      与中国史学、文学等不同,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是本世纪的产物。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1902年,《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把此一译名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改“中国哲学门”为哲学系,此可以说是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而若依据贺麟的说法,直到1923年留学美欧的张颐先生回国主持北大哲学系,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

      “哲学”概念的引进实际上意味着要引进一整套学术规范。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到这一点。1916年,谢无量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用“哲学史”这一名词来表述中国传统学问中的部分内容,应当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本书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和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在谢无量那里,“哲学”差不多只是一个名词,而作为一种学问则是“古已有之”。传统思想中所谓“儒学”、“道学”、“理学”,佛家的“义学”,可以说与西方所谓“哲学”都是异名而同指。既然如此,我们自然无妨参照传统的体例来撰写所谓“哲学史”。所以谢无量认为,西方近代哲学所谓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的区分,与传统学问中“六艺”、“九流”等分类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留学归国的胡适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蔡元培在“序”中指出,治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一是材料问题;二是形式问题。材料的取舍方面必须有“汉学”的功夫,而形式上中国古人的著作则“没有可依傍的”,所以“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他认识到不能将近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哲学史”,与《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等混为一谈。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给出一个“哲学”的定义,他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人生的切要问题”有诸多方面,体现在哲学上则可以区分为宇宙论、名学或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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