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2—0017—07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不在于它有关未来的预言如何与现实丝丝入扣，而在于它本质性地敞开了历史发展的新境界。有意思的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海德格尔就对此作过富有启示性的独到解读，值得后来者深长思之。 一、人道主义之一种 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废墟，海德格尔决意挖掘出掩埋在废墟之下的西方历史天命的秘密。其发现是：人之所以无家可归，无家可归状态之所以变成了世界命运，是因为“存在的看护者”竟然成了“存在者的主人”，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遗忘了存在的意义，“人当下总是已经而且只执着于存在者”，（《海德格尔选集》，37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这是人被先行预设为“理性的生物”的直接后果，根子在形而上学“人道主义”。要救“人”，就必须去人道主义之蔽。 人道主义之蔽在于：“无论人道主义的种类随目标与根据，随实现它的方式与手段，随它的理论的形式之不同而如何不同，总之这一切种类的人道主义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人道的人的人性或人道，总是从一种已经确定了的对自然、对历史、对世界、对世界根据，也就是说对存在者整体的讲法的角度来规定的。”（同上书，第366页。 ）也就是说，人道主义虽对“人道”或“人性”作出诸多规定，但因都把人的最一般的“本质”认作当然的前提，人被看成理性的生物，所以，人道主义在规定人的本质时其实是从一种已经确定了的自然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出发，均在“人是理性的生物”这一大框架中搭建自己的小房子，并把自己的小房子冒充为大框架。 海德格尔的批评的确入木三分。然而其心目中的“人道主义”外延却过于广泛，包括一切主张在人性或人道中发现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思想，古罗马文化、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思潮、萨特存在主义甚至基督教均在其中，马克思主义亦不例外。海德格尔指出：“马克思主张要认识并承认‘合人性的人’。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在‘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说‘自然需要’（食、衣、繁殖、经济生活）的整体都同样地得到保证”。（同上书，第364页。 ）马克思的“社会的人”在此被海德格尔理解为仅仅是“自然的人”。这种理解立刻就把唯物史观推回到自然主义的旧唯物主义阵营，也就把它划归为人道主义了。这既是海德格尔解读唯物史观的前提，又是其解读的结果。 海德格尔由此认定，尽管对“自由”和人的“自然本性”有不同的理解，实现人道主义的途径也不同，但与其他人道主义一样，唯物史观仍然是从一种已经确定了的对自然、历史、世界、世界根据的讲法的角度来规定人道或人性的。要害在于这一规定人道的角度是“已经确定了的”。这里所谓“已经确定了的”角度就是指已经先行预设人为“理性的生物”，而人一旦被先行设定为“理性的生物”，则自然观、历史观以及世界观从根本上讲就已相应地先行确定了，一切其他的努力只不过是在“理性生物”的前提下聊尽人事而已。 马克思著名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在海德格尔看来，其毛病不在谓词“社会关系”，而在主词“人”或“人的本质”，即马克思在断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已先行预设人为理性的生物了。人的本质根本就不在“生物性”这一度中，也不在“理性”这一度中。无论人们如何规定理性，是规定为“原理的能力”也好，规定为“范畴的能力”或其他的东西也好，其本质都已确定。因此要破人道主义或形而上学，不是像马克思或尼采那样把思维与社会存在或理性与非理性形而上学地颠倒一下就万事大吉了；这种颠倒在海德格尔看来仍然是在“人是理性的生物”这个大框架中兜圈子，难逃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窠臼。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没有超越人道主义在于：尽管他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但此“社会的人”已经被先行设定为“理性的生物”了。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人之作为“理性的生物”是不容置疑的，可置疑的是下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社会关系问题。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预设人为理性的生物其危险在于遮蔽人的真正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比单纯的被设想为理性的生物的人更多一些”。（同上书，第385页。）所谓“更多一些”， 即“更原始些因而在本质上更本质些”。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被海德格尔斥为无根的形而上学，是因为它劈头就把人的本质押于理性之上，深陷理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对比“理性”更为原始更为本质的东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非—理性”（不是与理性相对的“非理性”，后者其实仍然在理性的笼罩下作无谓之争）甚至不加思索地被等同于“非理性”，成了理性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这在海德格尔看来实在是人类的悲哀，人之今日陷入无家可归状态全源于此。 理性不足以成就此在为人，能够胜任此职的是存在，是此在对存在意义的领悟，而这种领悟不是理性或至少首先不是理性。把人把捉为理性人，把存在者与世界加工成人的对象，人便成了存在者的主人，于是便有人定胜天、向自然开战，便有“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同上书，第1305页。）海德格尔惊恐于人被连根拔起的状况，并把它归咎于源远流长的西方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马克思的劳动对象性原理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马克思未脱理性主义的确证，因为“劳动”在唯物史观中代替了基督教“创造”的作用与地位，劳动所造就的人，仍然是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即作为存在者主人的人，这样的人无家可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