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刊特邀记者就高等院校哲学系建设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吴晓明教授。以下是这次访谈的纪要。 记者：《哲学研究》拟开设栏目，开展关于高校哲学教学和研究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为此委托我采访贵系。 吴：《哲学研究》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哲学学术刊物，能够组织这样的讨论，是对于我们哲学系建设的支持，是令人高兴的事，我们理当积极响应，密切配合。 记者：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与高校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关系极为密切。20世纪就要终结了，同时国家也正在以相当大的决心和物力推动高校教育科研体制的改革。您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有什么感受？ 吴：个人的感受首先是忐忑不安。复旦哲学系的历史虽然谈不上十分悠久（创立于1956年），却曾拥有一批海内人望、学界耆宿，如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王遽常、陈珪如诸位教授，他们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建设都曾作出过相当的贡献。哲学系现有的格局和基础都是由他们奠定的。虽然这些元老已先后仙去，本系仍有一批在各自领域中卓有建树、在海内外均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专家、学者。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很高（57%），其中有些还是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人才济济对一个系当然是好事，但如何管理好、协调好，使本系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一种考验。但来自国家、学校和本系教职员工的支持和鼓励，使我们仍然有勉力工作的信心。 记者：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与综合性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研究关系极为密切。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时代下，尤其在上海这样一个商业化和国际化程度都很高的大都市中，办好一个哲学系，做好哲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也许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有些特殊的困难吧？ 吴：毋庸讳言，当代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从社会结构、文化形态、政治经济观念、策略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如此。这场变革由来已久。从西方看，远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则可以回溯到一战以后，特别是席卷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来说，远因是鸦片战争乃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所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近因则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中国并不在世界变化之外，上海正处于中国变化的前沿地带。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视角看，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确实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中国、上海是这样，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在这个大背景下办哲学系，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战略性问题意识，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哲学的意义何在？大学制度本身的意义又何在？如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哲学系乃至综合性大学本身都有从当代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淡出甚至没落的危险。 如果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基础学科不直面现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它们恐怕难免沦为象牙塔中精致古董的危险。虽然对于人类世界而言，精致古董也许仍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装饰。 记者：那您认为哲学的当代意义何在呢？ 吴：这个问题很大。我想我们应该稍微谦逊一点，先从中国哲学开始。这无非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无论各自的专业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好，西方哲学也罢，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设当代的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那些专业全都只是途径，而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才是最终结果。比如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即使再深刻、再地道，做出的成就仍然属于中国哲学而非西方哲学。其次，中国的现实仍有它的特殊之处，它需要哲学，需要具有真正的中国风格、解决真正的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哲学。如果您不反对，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记者：愿闻其详。 吴：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一些不适应现代化需求的旧体制、旧观念正经受着“实践的批判”乃至无情淘汰。另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究竟应当怎么走，中国的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确定的答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面的。例如自由市场、市民社会、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重建问题；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等等，都期待着思想界、理论界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事实上，近年来知识界也已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其中，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发生的多次讨论都很引人注目。但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它可以也应当接受来自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考察和分析。没有哲学层面的思索，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无疑是不完备、不深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哲学乃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当务之急。问题在于，与社会科学界相比，哲学界的有关探讨显得有些沉寂。这种情形既不利于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也不利于中国哲学本身的发展。 记者：那么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症结何在呢？ 吴：恰当地提出问题已是问题解决的一半。究竟如何从哲学层面抓住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用哲学概念概括它、表述它，这恐怕正是中国哲学界目前应当正视的最迫切课题。我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直到当前，中国社会、中国文化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处理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问题（亦或可概括为“古今”、“中外”问题）。请注意，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个问题非常艰巨，要从哲学角度研究它，需要锤炼一种成熟的、有较强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需要拓展一种广阔的、有较高包容能力的思想视域。这恐怕必须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因此，围绕这一目标，储备理论能量、培养理论人才是当代中国大学哲学系的战略性任务。如果一个哲学系不将此任务当作教学科研的最终目标，恐怕是有些辜负这个伟大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