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的和高度的发展的阶段。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主宰的欧洲化的世界历史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与毛泽东等所开创的苏联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与尖锐对峙、北方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南方的落后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分裂化”的世界历史时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则属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逐步趋于多极化态势，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正在一体化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正像近代以来很早就有了全球化观念，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化才成了一种真正客观物质现实一样；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有全球化观念，但只是到了今天，它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1994）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概括。他认为，在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整个全球的一体化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们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全球化”约化为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确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性与一体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裂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与北美及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的扩张并没有使世界同质化，而毋宁说是制造了发达与不发达这两个新世界。随着中心地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与那里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因政治改革而日趋缓和，反抗资本主义霸权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移向了外围，开始与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混合在一起。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外围形式和相适应的发达—不发达的状况，但它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只不过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化发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中心的体系与过程；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的格局，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就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者“全球性的地方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了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 德里克以上的概括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并不能回答全球化时代重大理论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已经名不副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着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注：以上内容观点参看[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第四章“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译文载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263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但我们觉得，他的解释毕竟还是为我们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念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视野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还是在创立自己科学历史观的前夜（1845），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现代世界历史性理论视野。他在同德国以弗·李斯特为代表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民经济学家进行论辩时，就自觉地站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立场上，强调工业即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在现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制约下，一个民族所作的事情就是为整个人类所做的事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表述自己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与全球观念，是在众所周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从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世界化发展的现实历史角度，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趋势作出了初步的描述。这个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他们为自己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念确立了一个开阔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球化”基本特征作了初步的规定。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引起的人类历史由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史与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克服了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决定论和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而在《共产党宣言》（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7—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以明确的语言与立场指出，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就非常自觉地在这种开放的理论视野中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他们的这种全球化理论观念除了有其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以外，也有其理论逻辑上的偏颇之处：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全球历史的统一与整合作用，强调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性普遍化特征，而相应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多样化发展态势，忽视了作为经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作用，而将资本主义文明所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化过程简化或约化为两个阶级斗争的过程。正因为考虑到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上的片面之处，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在回答俄国民粹主义的提问时，已经考虑到了落后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与发展机遇问题。（注：参看拙文《“抓机遇论”发展哲学观念的历史追踪》，载《理论探讨》1997年第5期。 ）当然我们还要强调一点，马克思这种全球化观念基本上适合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时期，而且从总体上看也符合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长时段”发展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的确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正如德里克如上所指出的：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更接近于今天的现实。对此，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也有相同的认识：“今天的西方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的完全纯粹的资本主义模型”。也就是说，正如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整个世界重新变成马克思当年所处的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