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包括作为它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至今，已历八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导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昂然独立的、初步富强的、实现了小康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十分艰难、复杂、曲折的中国人民的实践，又确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本质和时代意义，丰富和发展了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本文试图回顾这八十多年的历程，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轨迹。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地发挥它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指导作用，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一、需要——竞争——哲学选择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此言极是。对于人类说来，物质生产也好，精神生产也好，需要是第一位重要的推动力。 中国需要哲学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初期，国耻日重，国力日弱，亡征日显。戊戌变法不能解决问题，辛亥革命也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期待着新的思想武器。当时挤到中国来的思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各有信者。胡适信“实验主义”，引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政治结论；张君劢信“意志主义”，他反对“科学主义”，却走到了科学于人生无意义的极端；吴稚辉信“无政府主义”，他用人性本善说论证和描绘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则用“西学”来改进“儒学”，创立“新儒学”，以此为立国之道。如此等等。哲学思想之间相互争论，此立彼贬，都试图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这种选择表现在当时中国一心救国救民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动之中。如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信过这样那样的思想，后来，在形势的推动和实践的教育下，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鲁迅，信过尼采的意志主义，以为中国只有张扬个体精神力量才有救，后来又信进化论，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1927年看到“杀戳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注：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53页。）才轰毁了进化论的思路。 “需要——竞争——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在中国成为主导性哲学思想的基本轨迹。现在，到了二十世纪末，考察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仍然要把握这样一条基本轨迹。当今中国所需要的是社会的现代化，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富裕。能够满足这样的需要的哲学思想，才能与当代的实践结合，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欢迎，才能发挥指导的作用。哲学正在多元化，各种哲学思想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它们之间也在展开着争论与竞争。这里，一方面是非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竞争。自由主义说，它是最好的价值观，它那一套现实主张能解决中国问题；人本主义说，它提供最好的价值关怀，不需要认识论、历史观，只有那与认识论、历史观分开的人本主义，才能给中国带来好运。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竞争。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不同诠释，各种解释者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观；又从这样的哲学观中，引出对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未来的不同见解。这些哲学观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在他们对中国的见解是否切实和可行中得到证明。面对这样的竞争，存在着一个对中国主导性哲学思想和哲学精神的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是在实践中进行的，各种哲学见解，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被决定谁才是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走向胜利彼岸的指针。这种选择并不排斥哲学的多元存在，正相反，只有在它们的相互比较、相互争论之中，才能确立起主导性哲学思想，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样的哲学思想。 二、学习——运用——学理升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的哲学。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晚建的党，它所领导的革命是后起的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工作不是自己去独立地创造一个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而是学习并掌握已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学习问题一直是突出的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到陕北，小学生似地苦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组织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组读书议政，后来发动延安整风，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原因也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一贯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民族独立和救亡问题，人民解放和自由问题才去学习的。这一点，在毛泽东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之前就是强调的，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历来如此的。李大钊就说：对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拿来做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二者“不能十分分离”。他并且提出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的关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不同，有些不同。”（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230页。）毛泽东是在“左”倾教条主义造成严重危害、几陷革命于失败之后重提学习的目的是为运用的问题的，因而把它上升为“学风”问题，指责学了不用或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