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还是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上，这一争论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的，它同时内在地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反映在旧教科书中的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主要特征。关于它的是非，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评论。问题是这个体系，它的实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清理，因此，旧哲学体系思维方式仍然是影响实际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障碍，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无根性的“新体系”之间的争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性特征。 建立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教学中，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从研究的角度，从建设和发展指导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教条”则更为重要，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所决定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它和体系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历史等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体系哲学、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作为对世界的解释，任何一种理论，甚至是自称“反体系”理论，只要不是武断任意，而是讲道理重论证的，它都必须有一个体系。这是因为：对象之间固有的关系决定了任何对“规律”或“本质”的揭示都必须是围绕本质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不同的理论在本质或规律的认识上有着巨大差别甚至相反，此所谓“对象的体系性”；另外一方面，在阐述内容，即对象之间的关系时，也存在着形式的选择，形式的完整性同时倾向于理论的体系化，此所谓“逻辑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体系直接表现为科学的“最起码要求”。但是，我们是否就因此可以将体系化程度即体系的完整严密性视为科学发展水平的标志？显然也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格尔之后就没有了科学了。 事实上，体系化思维方式正是影响近现代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思维方式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正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物。牛顿作为近代科学大师，他为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为了体系的完整性，将上帝设定为宇宙的第一推动，这就直接走到了科学的反面。马克思指出旧哲学只是满足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就拒绝了这种思维方式，而把基点放在用实践解决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直接表现为新哲学变革实质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建构了终极真理体系的意义上称黑格尔哲学为体系哲学。黑格尔虽然批评了“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但他自己也肯定，他的哲学是近代哲学逻辑发展的产物与顶点。事实上，在对“终极真理”也即所谓“客观思想”的追求方面，它与“形而上学”、“批判哲学”以及提倡“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的学说并无二致。他基本沿袭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分类标准来建立自己的哲学全书体系，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差异主要体现为思想方法即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方法的对立，这种对立只不过是：源于“客观思想”自身发展的辩证的有机的理性范畴取代了“从外面拾取而来的”主观的知性概念，成为体系发生、发展的尺度和动力。因此，按照恩格斯的指示，除了黑格尔哲学之外，体系哲学起码还包括“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 我们不难发现，以知性的体系哲学为出发点，整个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经过“经验主义”和“批判哲学”、“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哲学，最终在黑格尔理性的体系哲学中完成了。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基本构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体系哲学的关系问题就此转化为前者和整个旧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核心。 旧哲学的发展进程与工业文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基本一致的。知性的体系哲学本能地确保“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存在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在它看来，对象既然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就自然能够为人类所认识。这种观点正确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充满自信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至于知性的体系哲学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和独断主义特征，则既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场相一致，又与工业文明发展的局限性相一致。出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资产阶级必须要把自己的思维形式和自己所面对的现实即社会存在简单地等同起来，以自己的主观的思维形式来思维世界；另一方面，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还只是在英国这一狭隘的区域取得自己的统治，面对欧洲强大的封建势力，它尚末表现出自己是一种普照的光、将打破一切外在制约、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绝对统治的能力，它需要借助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独断思维来确证自身的力量。 旧哲学的形式理性包涵着无法扬弃的矛盾：一方面，它把以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的概念和推理体系看作是由“我们”创造的，另一方面，则把由这种认知体系所把握的“自然规律”视为是与人相异在、相对立的。这一巨大的矛盾在知性的体系哲学中还是被掩盖着的。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由人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规律日益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和控制着人的命运，人对此却无能为力。在这种社会背景中，休谟和贝克莱便通过经验主义把这一矛盾公开化了。康德批判哲学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否定了知性的体系哲学家们的盲目乐观态度，尖锐地揭示出了这一内在矛盾，得出了不可知论并重新跌入宿命论之中。 深受古典经济学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不仅推动德国古典哲学走终结，而且也标志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最后走向终结。它不再像知性的体系哲学那样，把现实的矛盾隐藏在由知性所创造的堂皇的形式之后，而是牢牢抓住这种对立，并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寻求对立的解决。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及其抽象统治的原型就是形成了的资本及其现实的活动。《逻辑学》再现了资本的结构性生成，而整个《哲学全书》体系则揭示了资本包容一切的生产与再生产强权。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反复强调起点的重要性，为的就是正确地进入“客观思想”（即绝对精神）本身，不再以外在的主观思维建立形式体系，由此而形成的是一种内在同一的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为本体的方法论体系。不过，黑格尔哲学并未能彻底贯彻自己的历史主义原则，而是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为资本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扩张所迷惑，欢欣鼓舞地宣布历史的终结以迎合资产阶级关于千年王国的虚幻镜像。于是，从方法论体系的科学立场出发，黑格尔哲学最终还是在知性的体系哲学失足的地方失了足，宣称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全部人类的终极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