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O—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374（1999）05—0003—08 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解放斗争史，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史，都生动地显示了哲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但是，由于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它的作用很容易被人忽视。如果说，当社会矛盾把哲学问题推到了历史的前沿，以致不解决就不能推动社会前进的时候，人们还比较关注哲学的话，那么，当这个矛盾已经解决，而新的社会矛盾又还没有提出新的哲学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因忙于实务而忽视哲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20多年是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的时期，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科学体系并成为全党全民的指导思想的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本来是与哲学的先导作用分不开的。但是，在人们忙于务实的今天，哲学的这种作用似乎被人们淡忘了。虽然真理标准的讨论大家还在纪念，生产力标准的讨论也有人提及，但是毕竟时过境迁，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不过是恢复了两个早已众所周知的常识。现在做实事的人似乎没有闲暇、也没有兴趣关注哲学；哲学圈子里的人们也似乎对沸腾的现实生活说不上话，插不上手。我以为这种现象虽然不为无因，但并非好事。小事遗忘了无关紧要，大事遗忘不得。像哲学在我们建党78年来和建国50年来各种大风大浪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的作用这样的大事，是不能遗忘的；应该反复咀嚼，充分消化，从中体悟出一些有长远意义的道理，使它真正变成全民族永志不忘的宝贵精神财富，避免在新的情况下犯旧的哲学错误。本文试图回顾建国50年来哲学的作用，但着重谈及的仍然是大家已经谈得很多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问题，不过试图按自己的理解从某一视角多作一点分析而已。 一 现在大家都承认，这20多年来的巨变是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端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当时会成为波及面和影响面空前巨大的讨论焦点？为什么这个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的问题在当时还要费那么大的气力再来“解决”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出世的年轻人至今也很难理解这件事，境外的研究者也很难理解这件事，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怎样形成了当时那种极其特殊的形势，怎样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使它具有了全新的意义，是不可能理解这件事的。 中国自19世纪中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所有救亡图存的斗争之所以未能胜利，除了力量对比的客观原因以外，其共同的主观原因就在于未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实际情况），因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步骤、前途以及由此决定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没有科学的规定。可歌可泣的斗争只能在漫漫长夜中徘徊。这种苦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中国的命运，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一系列根本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关键就在于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实事求是”。而能否实事求是，说到底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党成立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在全党范围内解决，尤其没有在领导机关里得到共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还占着上风，革命的指导一再陷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泥沼，使中国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和失败。毛泽东同志的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他揭露了各种具体形态的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左”的和右的）的共同本质——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他抓住了这个要害，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和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哲学著作，领导了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主观主义，使全党接受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正确思想路线。从此，党和革命队伍才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迎来了党的“七大”，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表明，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先导作用，不首先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情况怎样呢？ 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还是得到了坚持的。50年代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和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热潮的兴起，使亿万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了深入人心的原则。我们国家在这段时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这种情况分不开的。这段时间我们也犯过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与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主观主义一度冒头有直接关系。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缺乏经验。党和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前夕就指出过，夺取政权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毫无疑问，在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既无经典可引，又无成例可援，只有靠我们自己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独立探索；在探索的道路上即使思想路线正确，这样那样的失误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既不足怪，也不可怕，及时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是了。但是，我们的悲剧恰恰在于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认识到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同志本人晚年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使我们又犯了许多本来可以不犯的错误，直到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在林彪、“四人帮”的利用下造成了一场浩劫，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度陷入了危如累卵的境地。 这种悲剧的社会历史原因，党中央在 1981 年的《决议》（注：指1981年6月27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了深刻的结论。这里想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有丰富历史经验的成熟的党为什么竟会犯这种似乎不可理解的错误？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荒谬绝伦的事为什么竟然能够在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里发动起来，持续10年之久，并且有那么多的人狂热地投入？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已经洞若观火的时候还那么难于纠正？这种奇特的现象的原因何在？当然，很明显的直接原因就是我们遗忘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又一次陷入了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境地。可是，我们党坚持了那么多年、早已深入人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怎么竟然会被遗忘了呢？我认为，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作为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地被篡改了，以至于形成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的哲学。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样的怪胎就是在这种哲学的母腹中孕育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那时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虽然在实际上奉行的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按主观主义的哲学行事的，但是还没有公然提出一套哲学理论来顶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论证主观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本身还没有被搅乱。所以，只要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从哲学上揭露机会主义的错误还不是特别艰难。例如，当毛泽东同志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注：《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1卷，第273页。）时，并没有人从哲学理论上提出与此相反的标准来对抗；只要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所作所为与这个标准相对照，其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就彰明较著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则复杂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包括已成为人们常识的原理，都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例如，“精神万能论”代替了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的原理；“政治万能论”和“革命万能论”代替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理；“顶峰论”代替了认识过程辨证发展的原理；“天才论”代替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理；“阶级真理论”代替了真理客观性的原理；“语录标准论”代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如此等等，实际上形成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相反对的哲学。而这套哲学又以“发展”了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出现，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宣传，加上无休止的政治批判运动，终于使愈来愈多的人们相信这一套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己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倒是应该清除的“反动思想”；至于本来就没有受过什么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当然更以无限的虔诚坚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这种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成为具有无上权威的理论，成为人们的信仰，就足以使一切愚昧和疯狂都变成有“哲学根据”的“合理行为”，崇高神圣的“革命行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彻底完结了。人们之所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身在灾难之中还要歌颂灾难的必要性和美妙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于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比民主革命时期纠正“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多了一重任务：首先要清除林彪、“四人帮”炮制的伪马克思主义哲学，让广大群众同阔别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起码的道理重新见面。这就是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而在一系列必须拨乱反正的哲学问题中，真理标准问题又具有统驭全局的地位。因为“语录标准”一旦取代了“实践标准”，就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真理的客观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就荡然无存，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就可以随意歪曲，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就成了不容考虑的问题，实事求是就成了弥天大罪。迷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取代科学，连人们的健全常识也没有容身之地了。更何况“语录”还可以断章取义，随意曲解。这样，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而且要炮制出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所以，要想从哲学理论上拨乱反正，就不可避免地要从真理标准问题着手。这是当时的实际生活的要求，也是理论斗争的客观逻辑的要求。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挽救中华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安危、民族的荣枯、人民的祸福与哲学的血肉联系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