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年，是凯歌前进的50年，也是经历了多种失误，受到多种挑战的50年。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根据个人回顾，总结一下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对我们哲学界同仁有一点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 1949—1966年是我国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时期，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哲学的面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也有不少的失误。 （1）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地位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其理论形态最初是历史唯物主义，到30年代初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最初只是在革命知识分子中流传，后来在解放区公开传播，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被打入地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会受到镇压。全国的解放立刻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从革命人民的哲学上升为国家的指导哲学思想。它不仅在各大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而且得到全社会的推崇。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出版和党中央、毛泽东本人的提倡，使全国几度出现学哲学用哲学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即强调它的意识形态性而忽视它的科学性，强调它的权威性而忽视它的学术性，加之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作崇，它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被大大地削弱了。这种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高地位带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有一些人对它的推崇多少带有赶热潮的成分，并非真正服膺于它的科学性。这就埋伏下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反对者的原因。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科学性从众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按其性质，它当然易为人们所理解，不像其他现代西方哲学那样晦涩难懂。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具体条件的问题，这就是它的中国化和发展，即采取中国人民熟悉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并增加一些适应中国条件的新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它中国化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的“三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发展的典范，对中国专业哲学家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不能低估中国专业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发展所起的作用。50年代末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6 校各自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和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哲学教科书均以苏联30年代初的体系作为大的理论框架，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些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理论贡献。这个理论形态当然还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类型，但它有明显的区别，对苏联体系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其中包括了中国哲学家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贡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但是，应该指出，从学科建设来讲，中国哲学家未能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出发来科学地建构它的体系，未能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未能建构出与20世纪科学水平相适应的崭新的哲学体系。 （3）关于若干哲学问题的讨论。从50年代到60 年代有过五次哲学问题的规模较大的公开讨论或批判，即实用主义批判、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或“抽象继承法”批判、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问题讨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这五次批判或讨论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我有三点想法： 第一，当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转变成为批判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活跃，不同的观点互相比较，互相辩论，每次讨论均使大家认识有所深入，分歧逐渐消解，确实收到真理愈辩愈明之效。例如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性质问题，经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大多数人都认为其中尽管包含阶级利益的对立，矛盾的性质还是可以转变的。又如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经过讨论，大多数人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把它简单化为绝对的对立。 第二，当自由的讨论转变成为批判的时候，真正的讨论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没有答辩的讨伐。那时所说的批判是在一定的指示或授意下对某一个人或某一观点群起而攻之，批判者的批判不完全出自本意，被批判者毫无辩解的权利。通过批判，不但不能说服被批判者，也弄不清真正的是非曲直，因为结论是已经定下了的，批判不过是找理由来证明其“错误”而已。由于被批判者往往是正确的，或至少有正确之处，而批判是要证明其完全错误，于是批判者只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片面夸大，或者索性歪曲被批判者的原意，甚至虚构某种观点以便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言了。当然，这决不是说，对错误的观点或理论根本不能批判，该批判的还是应该批判，但批判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 第三，学术或理论问题是是非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随便给学术或理论问题下政治反动的结论，即所谓“政治上纲”，学术研究就终止了。学术，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同政治当然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也并不是绝对分不开。只要是学术或理论问题，总可以讨论其是非，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必要追究其政治意义，一旦同政治挂钩，学术讨论就终止了。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也太深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