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社会。它的“前”，是一个背负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因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它的“后”，是人类即将进入的21世纪。在这个新世纪面前，中国人民既面临无法逃避的挑战，又有可供民族腾飞的大好机遇。正是这一“承前启后”的时空座标使得总结半个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哲学思维成为十分重要和极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知道，从本世纪20年代末开始，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在不到20年的时间把旧中国拖到了濒临溃灭的绝境，而中国共产党则领导中国人民从绝境中拯救了国家与民族，并经过曲折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兴旺发达的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从绝境到复兴的转变，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阐述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史，自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线。 （一）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线索。 解放以来的五十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理国家的五十年，同时又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五十年。 这两句话都可以涵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五十年”之内，但其参照系是有区别的。就前一句话说，参照系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实践的理论工具、认识工具。人们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过两次飞跃吗。这五十年主要就涵盖了第二个飞跃。在这个时段里，党的领导层力求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治理我们的新国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由此得到发展。如果说，在民主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出毛泽东思想，那么在这半个世纪中，同样的结合又产生出邓小平理论。 就后一句话说，参照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的主流学术来看待、考察。在五十年的光辉历程中，哲学工作者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们一起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汲取营养，研究和发展理论。靠着哲学工作者们的辛勤耕耘，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作为学术思想的主体、主旋律存在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园地中。 必须看到，上述两种参照系的划分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又是互动的。在党的领导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哲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成果必然被汲取并融入到党的决策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普通哲学工作者能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贯彻起到理论支持和论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创新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本身也就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理论学术成果。 尽管如此，这样两种观察问题参照系的区分仍是必要的。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客观存在。 （二）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运用客观上存在着这两种情况，就造成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发展中特有的一些现象： 1.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产生的那些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和推动的理论创新，许多都来自党的领导核心。 这是毫不奇怪的。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第57页。）以实现“改造世界”为自己根本功能和目标的哲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核心层人物具有一切充分的条件去实现这一改造社会的功能。从而产生出推动整个社会发展效应的理论创新。这一点，无论在夺取政权时期，还是在治理国家时期，都是如此。在本世纪30年代，旧中国不乏在书斋里讨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但只有亲自领导一支红军纵横在湘赣边界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才能总结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具有创造性的革命战略。而正是这样的领导人才能在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从广泛游击战和运动战中总结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辩证法思想。同样道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实现使中国人从生产到生活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理论创新，也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莫属。 2.事情总是有两重性的，优点与缺点也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着的。执政党的核心人物掌握着影响十几亿人命运的巨大权力，他们一旦在哲学思维上有了偏颇，思维方式陷入了极端而又不能及时被纠正，由此导致的或“左”、或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会给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一场涉及几千万人牺牲的灾难。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发展一度出现曲折，从思想路线看无疑与此有关。 在现行体制下，党的主要政治领导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如果不幸出现严重偏颇，会通过路线、政策的中介对社会生活带来很大负效应——如何避免这一点，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的领袖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自身兼具革命家与学者的身份，有其一系列哲学著作。但也有一些党的核心领导人虽然也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然而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专业哲学家惯有的那种由专业哲学术语、范畴所构成的严密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是说，不通过专门的哲学著作表达出来。这一类不以专业哲学词句表达出来的哲学思维通常是凝结在（体现在）他们所制定的路线、战略与策略之中。也可以说，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一体化在他们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认识逻辑之中。如果按照通常所谓的“哲学形态”（哲学理论内容与形式结构的有机统一）去衡量，有人会得出结论说，这些领导人似乎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