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学领域，世界中世纪史可谓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学科。它兴起的时间不长，基础也较为薄弱，而对研究条件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且涉及到许多地区国家的历史和许多我国传统史学所陌生的深奥问题。然而，我国学者却能勤奋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之成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发展得较快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当前的所谓“史学危机”中，它所面临的困难也尤为突出。今年是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一年，在这继往开来的世纪之交，认真总结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历程，从中获得启示，发现不足，对它未来健康与迅速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和非常有益的。 一 我国学术界对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其端绪虽然可以回溯到本世纪初，然而，它的起步则是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任何一门学科的深入研究，既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也需要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还需要拥有丰富的史料和研究信息。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出现。从本世纪初到建国这一段时期，我国学者也曾对中世纪史问题如中古西欧的日尔曼人、教会神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新航路的开辟、16～17世纪的君主专制等或多或少地作过介绍；大学中开设的“西洋史”、“西哲史”之类的课程，也曾讲授一些有关的内容，但却极少对之作深入的专门研究。那一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影响和中国传统史学的逻辑发展，也由于缺少有关的史料和信息，我国史学家普遍钟情于本国历史之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辨析与探讨，对世界史则多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史。同时，当时影响整个文化界的持久不衰的东西文化论战浪潮，与其中将西方近代文化等同于整个西方文化的思想取向，更冲淡了人们对中世纪史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兴趣。因此，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实际上尚未结胎萌发。 建国后，我国的一些学术老前辈为填补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科研空白，放弃了其已有很高造诣与学术积累的专业，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环境，投身于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建设。他们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或编写通史、教材，或编译相关的教参资料与国外有关的史著，或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研讨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他们的不断开拓，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然而，那一时期的学术环境，不可能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历史机遇。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方面，我国史学界中盛开的是有关中国史问题的“五朵金花”，世界史特别是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不受重视，难以在高校和研究单位培养较多的专门人才，形成相应的学术群体。另一方面，我国的世界史学界主要是与前苏联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而与欧美史学界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闭锁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使我国学者难以获得大量必备的史料与信息，也难以借鉴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史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还缺少一个较为宽松而稳定的学术环境，很难排除种种困扰而潜心于学。在此情况下，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虽然已经起步，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却始终处于初始性阶段。老一辈史学家苦心培植起来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的幼苗，在“十年动乱”中更饱受“文革”风暴的摧残而花果凋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文化科学迎来了一个春光明媚、万紫千红的春天，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思想解放的氛围，促使我国学者摆脱前苏联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条化与语录化的不良影响，开始深层次地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用以指导中世纪史诸历史问题的研究。而对西方学者中世纪史研究最新学术动态的密切追踪与对其中某些流行的“学理模式”的深入辨析，对国外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与借鉴，对国外史学名著的大量翻译，与国外史学界同行交流的逐渐增多与密切，都使得人们的学术视野大大开阔，所需的学术信息量大大增加，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随之而不断开掘。同时，这也使人们更为明晰地看到了我国的研究现状与国外同行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由此而对自身的研究水准与目标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人数较多的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特别是一些留学攻博人士的回国，不断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一批史学新秀脱颖而出。作为我国新兴学术团体之一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展。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近20年来，不少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学术前辈对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这一领域的探讨开辟了路径，而且对后辈悉心指教，严格要求，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史学人才。他们还在百忙之中，积极指导与规划学会的工作。他们的学术精神与奉献精神，无疑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在近20年来迅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 建国以后起步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勃兴的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通过较为准确的诠释与阐发，深层次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改革开放后，一些在治学道路上经历坎坷的学术前辈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真正做到用它的理论方法去指导学术研究。建国后，我国史学界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受当时环境的制约，我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是从前苏联那里传递过来，其内容多系有关“五种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理论；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原理时，则严重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实际过程，带有极其明显的公式化与教条化的特征。而对唯物史观中所包纳的有关历史发展之根本基础与原动力的深层次内涵，则鲜有充分的发掘与阐扬。这一状况，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当然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指导效应。“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前辈解放思想，勤奋考量，在深入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上，走在整个史学界的前列，他们或首先向国内史学界详细介绍在前苏联学术界兴起的中断了几十年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热潮，激活了学术界的理论兴趣；或尽力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古代东方社会的论述，进而在探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形态规律的框架中来规划中世纪史的研究方向，以验证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规律的理论；或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深入发掘，通过阐发其中有关历史发展的终极因果必然性的内涵，去系统地恢复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及相应的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旨趣并非是要在纯理论的形式范围上去构建一种大而空的历史哲学思辨体系，而是力图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化作用以观察、考量与分析具体历史现象的方法，去探讨中世纪史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对当代西方的诸多史学流派与理论方法作了认真的梳理、批判与借鉴。这些成就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确立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