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澳洲成为英国的“海外监狱”，并出现了与英国经济密切相连、以农牧业为内容的经济活动。随着“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的涌动，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相伴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而在19世纪中期成型，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经济基础。从19世纪中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是其发展进程中的早期阶段，本文试就其特点、性质和缺陷进行评析。 一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近代英国经济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具有不同于别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特点。首先，它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区别于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它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萌芽、原始资本积累、工业革命等发展阶段；也有别于印度等国经济，其经济发展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战胜当地封建经济的结果。它是通过英国的移民、资本和技术，使英国经济向澳洲大陆延伸，进而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因此，它是英国经济移植的产物。但是，这种移植不是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而是与澳大利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伴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而进行，进而形成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由于这一形成过程是在缓慢的渐进中完成，因此，难于以某一事件或某一种显著变化为形成标志。但纵观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民族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轨迹是清晰的。 其次，澳大利亚社会历经数次变革和转型，逐渐从英国的流放犯殖民地转变为英国的自治领地，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其过程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完成的，表现为长期的平稳演进，没有暴力革命，因此，也就没有酿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这使得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得以在稳定和平静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并表现为自然状态的渐进过程。 再次，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始终与国际市场保持着联系，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澳大利亚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对外贸易有关，如渔业、羊毛贸易等。而英国将澳洲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无疑为澳洲经济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机，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得以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相协调。澳大利亚人毫不迟疑地抓住了机遇，不仅使羊毛和黄金成为其民族经济的特色和特长，也为澳大利亚在世界经济及其贸易中赢得一席重要地位，而且以此刺激和带动经济生产的全方位发展。外贸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881—1890年，澳大利亚海外贸易年均总值为5894万英镑；1921—1931年为2.54835亿澳镑（注：此时澳镑与英镑的比价为100∶100.）；1931—1941年为2.3796 亿澳镑。而在同时，澳大利亚国民收入为：1886年5100万英镑，1890年6400万英镑，1930年7.3亿澳镑，1939年7.79亿澳镑（注：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535—538.）。经济的外向性不仅有力地刺激和调节了社会生产活动，而且还增强了经济的独立性。这表现在澳英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量趋于平衡。英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对象，1854年澳向英出口额为430万英镑，进口额为1300万英镑。 这巨大的贸易逆差是与当时澳大利亚作为英属殖民地的从属地位相吻合的，也反映出澳大利亚经济实力薄弱。而至1900年，澳向英出口额为2380万英镑，进口额为2360万英镑。 此后， 大致的比例长期维持（注： T. O.Ll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Oxford,1984.401.）。 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赖性在减弱，澳大利亚经济力量正在增强，互利关系业已形成，这是本土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和体现。 二 如果说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出现是英国在澳殖民统治的副产品的话，那么，它的发展及发展趋势则出乎英国的预料，有违其初衷。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澳大利亚社会由英国殖民化向澳大利亚民族化转变过程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成部分，英国向澳移民和投资的本意在于使殖民地及其经济生产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围绕英国而运作。然而，英国的经济体制和工业民族精神的移植及其与澳洲发展机遇的结合都导致了民族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一种不以英国人和澳大利亚意志为转移的变化，并在不知不觉和顺理成章中完成。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澳大利亚经济体制的性质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民族性日趋明显。19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生产是以畜牧业和矿产业为主，因而，在对外贸易中，澳大利亚都是以畜牧产品和矿产品换取英国的工业品，经济上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突出。但是，在世界经济大循环和大分工中，羊毛和矿产品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地区性特色的产品，并对英国毛纺织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澳英经济关系渐由市场经济调节，澳大利亚经济从英国经济的补充变为双方经济的互补，澳大利亚的自主性趋于加强。 二、澳大利亚经济起步于英国对流放犯殖民地的拨款，而诱人的高额利润却吸引来可观的英国资本，这反而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引进和依靠以英国为主的海外资金逐步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一大内容，从1861—1900年，英国向澳投资累计近3亿英镑。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投资数额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呈正比例关系。1882—1891年是澳大利亚经济大发展的10年，而在这10年中，英国的资本投入是1.819亿英镑，占40年（1861—1900年）中投资总额的60 %左右（注：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199.）。英国巨额投资的本意第一是为获得经济利益，第二是为加强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操纵和控制。然而，此举在现实中则事与愿为，它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面对这一现实，英国人无奈地说：“孩子长大了”。而澳大利亚则坚定地说：“我们长大了”。（ 注：L.Trainor.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Cambridge,1994.112.）因此，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成功利用外资来发展自身经济的范例。 三、英国殖民政策的变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处于英国殖民体系内的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19世纪期间，英国殖民政策几经变化，40 —60年代，英国推行放任政策和殖民地自治政策；70年代后， 英国采取了加强帝国联合的政策和策略（注：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688.）。这些变化原本意在维护英国的自身利益， 巩固英国的殖民体系，然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未受这种政策变化的不利影响，反而受益于此。当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处于形成阶段时，英国的放任政策使它免受打击和压制，得以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而1870年后，随着英帝国的形成，“英帝国内部愈来愈多地发展着专业化：加拿大生产小麦，澳大利亚生产羊毛，印度生产茶叶和黄麻，而英国为英帝国制造主要的工业产品”。（注：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30.）这种分工对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无疑产生了促进和扶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