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本世纪20年代，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合作者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倾向与吴佩孚合作，继而转向孙中山并最终选择了他和国民党。为什么如此？多年来史学家常常偏重于从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角度观察问题；对于苏俄外交策略及其在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虽有所涉及，但尚未深入研究。 当时的苏俄对华政策有两方面。一方面，苏俄希望推进中国国民革命，进而推动东方革命，以便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的后方，摧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从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此，苏俄需要在中国寻找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人支持下进行反帝斗争的力量。另一方面，苏俄仍然要同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甚至地方军阀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从而保留沙俄在中国遗留的部分特权，维护苏俄国家利益。苏俄的这双重目的就构成了其对华政策的双重性。人们可以看到，苏俄在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发生关系时，始终围绕上述双重目的旋转。在许多时候，其国家利益被放到了第一位（注：关于苏俄第一方面的政策对选择的影响，可参见以下著作：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朱铃、张先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孙武霞：《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 一、苏俄外交策略及其在华利益 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打破美、英、法、意、日等协约国的封锁，巩固新生政权，并确保其远东边界的安全，力图协调与改善同邻国的关系，争取他们的外交承认。自然，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国成为苏俄外交的重点。 当时，中国北京政府由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握，追随协约国，不承认苏俄政府，允许老沙俄外交人员继续在中国行使权利，仍然将庚子赔款交给沙俄使馆。同时，在日本诱逼下，北京政府于1918年5 月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反对苏俄。随后，大批日军开入中国东北，成为苏俄在远东的极大隐患。苏俄政权不希望中国继续同沙俄保持旧的外交关系，成为旧俄残余势力的据点；也不希望北京政府长期亲日拒俄，出现中日联合对付俄国的局面。因此，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又接连派出使团与中国交涉，力求改变北京政府的对俄态度，希望它驱逐旧俄代表，与自己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苏俄急于和北京政府谈判，不仅是想得到外交承认，以保证其远东边界的安全，而且还想获取一些重大利益，具体说来，主要是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等。苏俄政府在对华宣言中宣称要放弃沙俄侵华权益，与中国签订新的平等的条约，但是，一涉及具体问题，就违背宣言的原则，在外交谈判中采取强硬政策，力图继承沙俄一部分在华特权。这些问题，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中俄谈判长时间不能达成协议。 外蒙问题是苏中交涉中最大的障碍。为了消灭流窜到中国外蒙古地区的沙俄白匪军，苏俄红军和远东共和国军队在未经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于1921年5月进入外蒙古地区。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电中华民国外交部，声称此乃“俄共和国为协助中国起见，去除匪徒”之举，“一俟大功告成，俄军即退出蒙境”（注：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但实际上，在苏俄的扶助下， 蒙古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11月5日， 俄蒙又签订条约，承认外蒙独立，而且，根据协定，红军在蒙古的逗留时间无限期延长。 中国民众对苏俄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俄军从蒙古撤出，北京政府也在中俄谈判中多次进行交涉。然而，苏俄一方面表示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声称对蒙古绝无侵占之意，另一方面，却找出种种借口，拒不撤兵。 中东铁路问题是双方着重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中东铁路是沙俄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铁路线。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曾宣布愿将该路无条件归还中国，但第二次对华宣言即有所退步，宣称要“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注：《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第87页。）。中俄双方就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北京政府提出可以现金或债务将其收回，并商议运输章程，给俄国以优惠待遇，遭到俄方拒绝。 苏俄出于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外交策略，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并急于签订新的条约；但是，苏俄还坚持继承沙俄侵华的部分特权，又使谈判无法顺利进行，阻碍中苏达成协议。这二者相互冲突，苏俄却力图鱼和熊掌兼得。 二、重吴而轻孙 为了实现上述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苏俄在与北京政府交涉时，非常看重中国的实力派，谁有实权，能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能促使俄中谈判朝对苏俄有利的方向进行，并有实力、有可能与苏俄联合反日，就希望与谁合作。苏俄最初重点联络吴佩孚而忽视孙中山，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