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斯大林召集南保领导人谈话的目的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从莫斯科的指挥，回到共产党情报局已经确定的统一路线上来。如果铁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样表示顺从，苏南分裂局面本来是不会形成的。然而， 南共对斯大林在2月10日会谈中做出的决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次会谈（注：关于2月10日会谈的史料，过去有吉拉斯、 卡德尔的回忆录和德迪耶尔在《铁托传》中的记述。目前新发现的有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外交部长科拉罗夫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和吉拉斯关于这次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лл.96—102，102—109，英译本见CWIHP Buü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28—134.由于政治原因，吉拉斯在写回忆录时未能使用他的报告）。此外还有当时苏方的记录（АПРΦ，ф.45，оп.1，д.253，лл.20—21），可惜笔者至今尚未得到这个档案文献。尽管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在所谈问题的提法和原则上，南斯拉夫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还是比较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档案文献中的记载更加全面和细致，而回忆录中有不少场面和心理的描写。以下对会谈的记述综合参考了这些材料，因此，除档案文献新增加的内容外，不再注明出处。）的中心议题是指责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和政策性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问题的性质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 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国和西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和处理苏美关系时陷入被动局面。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在帮助美国的反动派，“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果美国反动财团在大选中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美国和英国“就会大喊大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则以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是侵略者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这些“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动派提供借口，而给苏联造成不利（注：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7，№4，лл.9 8—99.）。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对于希腊游击队，既然他们没有可能取得胜利，就需要收缩那里的游击运动。如果我们帮助游击队，英美就会插手，英美想在希腊建立军事基地，不能为他们提供借口。至于马科斯政府，应该让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首先承认，而周边国家最后承认。 此次谈话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说法，虽然几个材料的用词不同，但都记录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见：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即南保联邦、罗匈联邦、波捷联邦，但所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联邦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还反复强调，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立即实现联合，然后阿尔巴尼亚再加进去，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人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就目前的材料看，还很难对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做出肯定的判断：真是考虑到巴尔干的局势，还是迁就南斯拉夫的意愿（注：据卡德尔的回忆，在谈到联邦形式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张，即只能是七个成员平等的联邦，而不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卡德尔回忆录》，第127页）， 但在其他材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述。）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来断定的那样，莫斯科企图通过联邦这种形式，通过俯首听命的保加利亚人，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响？无论如何，斯大林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特别是会谈前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极态度，使南共领导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并对斯大林的意图做出了最坏的估计。他们决定实行抵制。 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本来是准备商谈在军事工业和贸易方面经济合作问题的。吉拉斯来莫斯科时特意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 月15日与斯大林和16日与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对于吉拉斯提出的关于援助军事工业设备的要求满口答应下来，但却就是拖着不办。在吉拉斯之前来莫斯科商谈续签换货议定书的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已经等了三个星期，当他和吉拉斯终于见到米高扬时，得到的还是一张空头支票。经济谈判毫无进展，莫斯科显然是要首先解决苏南对外政策的分歧（注：《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4—115页；《铁托传》，第107 —108页；《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果然，2月10日的会谈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在会议结束后给铁托的电报中，南斯拉夫代表团失望地报告说：“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 我们将尽快回国。 ”（ 注： Arhiv JosipaBroza Tita,F.KMJ,I—3—b/651,pp.45—46.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л.111.）卡德尔在11 日夜晚非常不情愿地签署了苏南两国“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注：АПРΦ，ф.3，оп.66，д.908，л.151.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л.109.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3—134页。）后，向莫洛托夫提出了“尽快解决军事供应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并抱怨说，“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星期”。莫洛托夫推说不了解情况，对于卡德尔提出的6000万美元借款的要求，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报。第二天莫洛托夫答复，军事供应的问题需要研究，至于借款则苏联无能为力（注：АПРΦ，ф.3，оп.66，д.908，лл.149—150；АВПРΦ，ф.6，оп.10，п.79， д.1106，лл.1—2.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4页。）。2月26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通知茨尔诺布尔尼亚，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现在不能签订1948年5 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南斯拉夫也没有必要派遣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注：АВПРΦ，ф.6，оп.10，п.76，д.1106，лл.57—61.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2，№4—5，лл.124—125.并参见《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