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达尼洛夫、H.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г.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