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有关这一结论属实的话，那么东西方关系史确实有重写的必要。但是，把《汉书·地理志》上出现的骊靬城说成是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城市是没有史料和事实依据的。”我国古罗马史研究专家之一、目前正承担国家教育部“八五”社科研究资助项目《两汉与罗马间的丝路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共乐先生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大量的中外史料表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 杨共乐先生结合中外史料分析说，首先从史料来说，西汉设立骊靬城的具体年代无法确定。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的说法，骊靬为张掖郡辖下的一个县，位于今甘肃的永昌县境内，其具体设置时间不详，倒是王莽篡汉后将骊靬县更名为羯（揭）虏县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记载。如果按英国学者德效骞1957年发表的《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中骊靬县公元5年设置的说法，或者按已故的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所说的公元前20年前后设置来推算，骊靬城的设置和罗马战俘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按照罗马兵制，从军服役的最低年龄为17周岁。公元前54年是17周岁的青年，到公元5年就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公元前20年前后则应该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当时的罗马人平均寿命还不到30岁，因此，即便有所谓的罗马战俘，他们能否活到骊靬城设置时就成了一个问题。其次，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从现有史料看，卡雷（或译为卡尔莱）之战后克拉苏残部的去向均有明确记载，而且小克拉苏（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更是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军突围，这在古罗马史中也有明确记载，只要翻一下《牛津古典词书（典）》就可查到。其实，不光克拉苏残部有明确的下落，就是郅支单于的余众也有具体的归宿。按照《汉书·匈奴传》和《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记载，甘延寿、陈汤灭郅支单于时斩俘收降数再加上攻城前被汉军迎射杀死的数百骑，刚好与西迁北匈奴人口的总数相一致，这表明甘延寿和陈汤攻伐的皆是随郅支西去的北匈奴人。更何况，史书明文指出其生俘和降虏皆被“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根本没有离开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汉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再为安置这些战俘而专门在张掖郡之下设立一个骊靬城。第三，西汉的黎轩以及骊靬城的设置与罗马没有任何关系。德效骞等把骊靬城当作西汉政府安置罗马战俘的重要证据是中国史书中有“大秦国，一号犁靬”的记载。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大秦国，一号犁靬，那么无论是作为国名的黎轩、犁靬，还是作为张掖属下的骊靬，都与大秦有关。遗憾的是这种推理忽略了文献记载的时间性。从现有史料看，黎轩一名最先是由张骞传入中原。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的黎轩是指地中海东部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大部分由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所控制。班固的《汉书》记载有犁靬、犛靬和骊靬，但根本不知道大秦国，中国人最先知道大秦国（罗马）的是班超（见班超的《后汉书·西域传》），而最先把大秦国与犁靬联系起来的则是魏国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此后的晋袁宏的《后汉记》、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等都有同样的记载。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其时，罗马已经征服了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地中海东部地区都落入罗马人的手中，成了它的行省，这时的大秦和犁靬趋于一致。所以，从时间上说，《史记》、《汉书》上记载的黎轩、犁靬、犛靬是一回事，而《魏略》、《后汉记》、《后汉书》记载的犁靬是另一回事。虽然地区没变，但它们所属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魏略》、《后汉记》、《后汉书》中记载的犁靬能与罗马挂钩，但《史记》、《汉书》中记载的黎轩、犁靬、犛靬与罗马无关。因此，把《史记》、《汉书》中的黎轩、犁靬、犛靬与罗马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据把骊靬县说成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显然是错误的。第四，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鱼鳞阵更非罗马的乌龟阵。无论是德效骞，还是哈利斯、关意权等人都将《汉书·陈汤传》中“土城外有重木城”、“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作为论证有罗马人参加郅支活动的证据，认为修重木城的方法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势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以重木城为例，用木造城在中亚和印度随处可见，这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可以看到有关的记载，倒是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所以，罗马史书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至于夹门鱼鳞阵，则更与罗马的乌龟阵不同。罗马的乌龟阵(Testudo)是进攻和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像鱼鳞而已。所以这种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去甚远，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骊靬古城与罗马战俘没有关系，那么如何解释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呢？杨共乐先生解释说，永昌县位于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古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上东西方交通、贸易要道，而且也是佛教、伊斯兰教东传的重要通道之一，就佛教的故乡印度而言，印度人也属于欧罗巴人。而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人群迁移及混杂的过程相当复杂。在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两汉与罗马间的丝路研究》中，已经通过中外史料的印证，证明罗马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到达过中国的洛阳。因此，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一些长相和欧洲人有些相像的汉族人。 历史和考古研究需要有文献和文物的确凿证据。杨共乐先生强调，如果说，骊靬古城是罗马战俘安置地，并且在两千多年后其后裔依旧生活在永昌县的话，那么在当地至今仍应保留着一些语言、姓氏、宗教和物品的残片。事实上，在有关的研究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在当地至今尚未发掘和征集到有足够说服力的文物。 早在1994年就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天涯何处骊靬城》质疑“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的汉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缺乏事实和史实依据，不足为信！ 对汉史研究颇具造诣的葛剑雄教授从“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立论根据的《汉书》所记载的史实出发，指出骊靬县故城在今永昌县境内并非新发现，骊靬县的存在不仅明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且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确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汉书·匈奴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骊靬得名非常合理的证据：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汙王率四千骑兵入侵日勒、屋兰、番和一带，被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击败，除有数百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犁汙王也被义渠王骑士射杀。这位义渠王骑士被封为犁汙王。匈奴入侵的三个县中没有骊靬，而其中的番和县就在今永昌县境内，这说明当时还没设立骊靬县。汉朝既封义渠王骑士为犁汙王，就意味着将被俘的匈奴犁汙王的部属交给他管辖，但这类“王”存在的时间很短，一旦本人死亡或有罪就会被撤销，显然，骊靬是在犁汙王被撤销后设立的。由于骊、犁、犛、黎和靬、汙、轩等字音相近和通用，所以在设县时定名为骊靬，但在具体使用时依然不统一，以致与西方的犛靬混淆。这个观点是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最早提出的，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就目前史料所及，这是合理的解释。而《汉书·陈汤传》对陈汤所俘获的郅支单于属下北匈奴人的归属有明确的记载，有关研究者“肢解”史料，断章取义，这姑且不论。如果陈汤带回俘虏，《汉书》中不可能没有“献俘”的记载，况且陈汤在返途中就被人控告贪污战利品而被审查，如果其私带战俘，朝廷岂会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