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里的风暴”?

——再论16世纪英国的土地问题

作 者:
向荣 

作者简介:
向荣,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武汉430072

原文出处:
江汉论坛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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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16世纪英国土地问题,即“圈地运动”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很不协调的现象。一批注重实证的学者指出,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如当时的道德学家以及后来某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大。本世纪初,E·盖伊教授根据1517—1607 年间政府几次调查委员会的文献资料统计,1455—1607年在英格兰中部、东部24个郡共圈地516,676英亩, 只占24郡土地总面积的2.76%(注:程西筠:《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若干资料》,《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0期。)。尽管调查委员会的统计资料可能不完整,但多数历史学家仍然接受盖伊教授的基本结论。D·C·科尔曼教授说:“有关证据表明,为养羊圈占的土地规模不大,并且仅限于局部地区。”他进一步指出:近代早期“英国乡村的变化是不能用圈地来衡量的”(注:D·C·科尔曼:《1450—1750年英格兰的经济》(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牛津,1977年,第35、39页。)。但一些所谓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如R·H·托尼、E·利普森以及前苏联的E·A·科斯明斯基、B·Q·谢苗诺夫等人并不认同盖伊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探讨是循着商品经济发展——贫富分化——资本主义大农场兴起这样一种理论模式进行的。由于圈地运动是说明这一理论模式的有力例证,他们自然而然地反对任何可能缩小这一事件历史意义的倾向。托尼对盖伊的结论提出质疑:如果16世纪圈地运动的规模很小的话,“那就不容易解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不断关注,或者这一时期的农民暴动,或者诸如约翰·黑尔斯这样一些具有第一手知识、豁达公正的人的强烈反应”(注:R·H·托尼:《16世纪的土地问题》(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伦敦,1912年,第11页。)。尽管如此,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改变盖伊等人的结论。

      那么,在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难道真如盖伊等人所认为的“整个运动的重要性被那个时期的作家严重夸大了,他们在茶杯里制造了一起关于变革的风暴,而这些变化实际上只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很少一部分”(注:R·H·托尼:《16世纪的土地问题》(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伦敦,1912年,第11页。)?笔者认为,这道鸿沟部分起因于争论的双方都忽视了与人们的经济行为密切相关的心理因素。实证主义研究的贡献在于将圈地运动的规模精确到可用数字表示的程度,但是,圈地运动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却是难以用这些数字测定的。“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圈地运动中商品经济发展——贫富分化——资本主义大农场兴起的逻辑,但客观历史事实往往比抽象、化简后得出的理论模式要复杂的多,传统社会心理可能会制经约经济发展的逻辑。因此,“圈地运动”同16世纪英国社会心理的关系将是本文论述的主题。

      一

      “圈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圈地是指废除“敞地制”下土地的公共用益权,如放牧权、拾取柴火权等等,变土地为绝对的私人所有。它既包括领主驱赶佃户,大规模并吞农民土地的圈地,又包括佃户互换条田,聚分散为整块的圈地;既包括变耕地为牧场的圈地,又包括改粗放的三田制经营为多重轮作制的圈地。狭义的圈地是指驱逐佃户,变耕地为牧场的圈地。这是圈地中最引人们愤慨的一种。这类圈地常常是通过设置篱笆、栅栏完成的。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圈地运动”是指后一种。

      托尼在其经典性著作——《16世纪的土地问题》一书中,将“圈地运动”的时间定在1540—1640年左右,即所谓“长的16世纪”。引起这一时期圈地的主要原因是羊毛价格的上涨。除了少数未经考证的历史事实之外(注:M·W·贝雷斯福德和E·克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 托尼提供的关于16世纪领主大规模圈地、驱赶农民的证据是靠不住的。比如莱斯特郡沃特巴勒庄园的圈地发生在1520年以前,而不是托尼所说的1620年左右;罗伯特·德拉维尔毁坏北安普顿郡哈特利庄园、赫伯特家族驱赶威尔士郡瓦申村民的记载则纯属夸大其词。见D·M·帕利泽:《托尼的世纪:灿烂的新世界, 抑或马尔萨斯陷阱?》(Tawney's Century;Brave New World or Malthusian Trap?),载《经济史评论》1982年第3期,第340页;托尼:《16世纪的土地问题》第194、257—61页。),他的主要依据是此一时期公众反圈地情绪突然高涨。他说:“反对圈地的大声疾呼出现在大约16世纪中叶, 即从1548年到1550年。”(注:R·H·托尼:《16世纪的土地问题》(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Sixteenth Century), 伦敦,1912年,第11页。)但近年来历史学家对16世纪粮食、羊毛价格以及毛纺织品出口数量的对比分析表明,1520年以后已发生了不利于养羊业发展的变化(见下表)。尽管局部地区的圈地仍在继续进行,但从总体上说变耕地为牧场的圈地风暴已基本停息。在风暴的中心莱斯特郡,大规模圈地发生在1485年之前以及1485至1530年间。据统计,在该郡所有圈围的土地中,1485至1530年占43%;尔后50年,即1531至1580年仅圈地9%(注:W·G ·霍金斯:《劫掠时代》(The Age of Plunder),朗曼,1979年,第69—70页。)。那么,为什么公众对圈地的激愤情绪突然爆发在圈地运动基本趋于尾声的时候?我们只有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才能理解圈地的事实同人们反应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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