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1918—1933）是在一战战败所引起的革命中走上它动荡不安、充满斗争的生涯的。威廉帝国传统君主专制统治的崩溃，既破坏了德意志现代化独立发展的条件，又带来了现代化不加抑制的粗暴发展。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一个极易接受外来影响、并不断走向解体的时代。它既有生活的颤音、令人心醉的神迷和文化上的繁荣，又有它独具特色的德意志思考上的沉重。因此，正是在这个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者的起步时代里，消费的吸引力与愤慨的批评撞击在一起。一种对“美国主义”的控诉，反映出这种新的、现代化生活世界的经历本身就是矛盾、不安、令人愤慨的，同时也说明德意志传统文化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强烈挑战。 在这场魏玛文化繁荣的浪潮中，德国著名教育学家京特·德恩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问青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们只会回答：更多地享受生活。‘挣钱’和‘娱乐’已成为他们生活存在的两个支点。这些青年人都有这样的打算，用结实、强健的骨骼站在这个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地球上，寻求从这个世界中，为自己捞取所有能够捞取到的东西。这个民族从思想上讲已经有意识地、也自然是肤浅地、真正地‘美国化’了。当人们与他们发生接触时，就会想到：不是什么民主主义，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而是‘美国主义’成为了所有事物的最后目标。”（注：京特·德恩：《无产者青年》（Günter Dehn,Proletarische Jugend），柏林1929年版，第39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主义”的观念已涉及到对生活环境理性化的一种评价，而这种理性化是要以抛弃传统为代价的。因此，理性化的快感与对工业文明的批评，构成了德意志社会对现代化生活进行激烈争论的两极。那么，“美国主义”是如何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经历的呢？同时代人的文化批评是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形式来表达的呢？这些表达有着什么样的发展背景呢？“新保守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纳粹运动的崛起与之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这些就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一、“美国主义”与“反美国主义” 自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来，尤其是自从1924年作为美国经济上的“小伙伴”取得稳定化以来，“美国主义”的神话虚构已发展成为一种无保留的、不受束缚的现代化的象征和代号了。美国那种“闪闪发光的海外胜利者”形象，那种“充满无限可能性国度”的比喻，那种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力量，那种在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中的世界领先地位，已经与种种神奇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观点中，赞扬的是不受阻碍的理性，无传统负担的日新月异，五彩缤纷的群众文化，崭新的传媒世界和约定俗成的生活风格。美国的爵士音乐似乎在宣告与人们所熟悉的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决裂，美国观赏性的拳击运动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展示着竞争的残忍，好莱坞影片在全世界宣传着具有模式化的生活风格和审美观，而《亨利·福特自传》的德文译本在许诺着一条通过“合理化”来阻止阶级斗争的出路。仿佛美国意味着无忧无虑的进步，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共同的、也是无负担的未来。 赞扬美国的德国社会评论家鲁道夫·凯泽尔1925年这样概括：“美国主义是一种新的欧洲方式，是一种具体的、有潜力的方式，它是完全建立在精神和物质的现实性基础上的。”（注：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 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Erhard Sch ütz,Romane der Weimarer Republik, Modellanalysen der DeutschenLiteratur），慕尼黑1986年版，第72页。 ）甚至连美国歌舞剧中舞女们排列成行、动作齐整、机械精确的大腿舞，也被他颂扬为“美国式现代化生活享受和精神气质的表达”。 但是，与这种对“美国主义”的赞扬相反，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文学者都持相反观点。文化评论家阿尔弗雷德·波尔加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些舞女的表演与做作中，不仅有着一种色情的魅力，而且还有着一种军国主义的魅力。这种唯有久经训练才可能学会的排列，合着节奏的跳动，是一种对看不见的、但又不可摆脱的命令的服从，一种‘漂亮的驯服’，一种通过对个性征服的成功才带来的结果。”（注：德特勒夫·J. K. 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 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Detlev J.K.Peukert,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Klassischen Moderne），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80页。）另一位文化评论家赫尔伯特·伊尔林，通过对德国数百万热情的好莱坞电影观众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大众在屈服于美国口味。这是一场老世界向新世界的屈服，一场传统中形成的个性向根据理性原则塑造的‘大众人’的屈服。事实上，美国电影是一种新的世界军国主义，它在向前推进，它比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更加危险，它吞下的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还有整个民族的个性。”（注：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第181页。） 当“美国主义”的画面中不仅能找到积极的预兆，而且也能找到消极的预兆时，对“美国主义”所持的完全对立的种种观点，体现出来的也就不仅仅只是反动对抗进步、传统反对现代化的问题了。在这里，首先有着人们在这种不受限制的工业化社会中对人性未来的担忧。因此，当人们要去评价魏玛时代这场德意志文化批评运动时，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它的原因与背景。 谁寻求个性自由和人的尊严，谁就不想以自身文化上的传统为代价，去换取一种“美国式的”彻头彻尾的理性化未来。今天看来，这种对人性的担忧，本身也有着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向。精英人物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技术工人对“合理化运动”和现代工厂纪律的抵制，受市民资产者剥夺的农民带着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理想的反抗，乡村居民的反都市化运动，所有这些，并非仅仅只在表达一种残余的怀旧心理，它们同时也反映出不同阶层、社会位置上的人们为克服现代化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