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策调整的影响和苏共二十大的冲击，波兰的改革在1956年下半年达到高潮。战后世界的这一著名事态既表现了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及其严厉控制的不满和反抗，也显示了斯大林去世后由内政变动引发的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大致放弃把苏联制度作为东欧社会主义的唯一合法模式，转而试图将其领导地位改建在一种比先前较为平等地对待东欧国家的基础之上。波兰十月事件所确立的那种波苏关系是战后苏东阵营内前所未有的，它对此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的关系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波兰事件发生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鉴于波兰在苏东阵营内至关重要的战略和政治地位，这一事件得到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是很自然的，它力求鼓励波兰的离心倾向也同样易解。然而，尽管波兰事件所突出表现的、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严重震荡对美国来说很具诱惑力，但90年代初刊发的有关外交档案文件使人不能不对美国当时的谨慎耐心和长谋远虑留有深刻印象。问世仅一年的演变战略（注：关于演变战略的形成过程和与之相关的诸基本问题，见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美国与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 ）在其首次重大应用中便被把握得足够精致，以致事后几十年来看也难找出有什么粗陋莽撞之处。与此相反，苏联在经受过几番错误处理阵营内部关系的教训后，仍险些就波兰事件酿成难以弥补的历史大错。两相比较，有关东欧问题的超级大国决策优劣便相当明显了。 波兰改革浪潮的兴起和波兹南骚乱 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举行的三年里，苏联的内外政策逐渐调整。不指名地批评个人崇拜，实行“新方针”经济政策和初步的农业改革，与南斯拉夫关系渐趋和解以及笼统含糊地承认东欧国家可按照本国情况走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意的方面。在此期间，像苏联的其他东欧盟国一样，波兰也酝酿和实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改革。但是，哥穆尔卡1948年落难这一“前车之鉴”使波兰领导人认为，任何对既定政策的过大偏离都很可能被指责为哥穆尔卡式的“狭隘的右翼民族主义”倾向，并受到类似的处罚。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波兰的改革步伐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格外缓慢。（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联合与冲突》（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Bloc:Unity and Conflict），修订版，纽约1961年，第236页。 这一期间波兰的内政变化，可见该书第237—238页；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15页。） 然而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却在不断积聚和增强。1955年春，第一个政治性的民间社团（或准社团）组织——“弯环俱乐部”在华沙成立。这在波兰引发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浪潮，到当年秋天已出现了20多个同样性质的俱乐部，一年以后更多达200余个。知识分子、 工人和学生在俱乐部里讨论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和思想。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波兰法律禁止的非官方政治集会。各式各样的“新观点”从那里传播出去，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起了巨大的激发和导向作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改革倾向尤其明显。1954年4 月文化艺术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评文化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过于刻板、苛刻。接着6月间，作家联盟第六次代表大会指责联盟领导控制、 干涉和阻碍了文学创作。许多作家抨击官方作品，甚至呼吁抛弃列宁关于艺术中的党性原则的思想。1956年春天举行的文化、科学大会，矛头直指党的领导人贝鲁特和伯曼，把文化界的现实批判和改革要求推到了一个高潮。（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0—241页。） 1956年2月中下旬的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在东欧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荡，既推进了业已开始的有序改革，也引发了政治动荡甚或社会骚乱。二十大期间，由苏联、波兰、意大利、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党代表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1938年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然后宣布这一伴以绝大多数波共高层领导人被清洗和杀害的决定是错误的。（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131页。）这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之外， 进一步加剧了波兰社会各阶层对苏联和斯大林模式的怨恨与抨击。3 月间的党报刊登文章指责个人崇拜，抨击斯大林的专制，强调其在波兰的危害，包括“扼杀了党内民主，滥用了国家安全机关，造成了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僵化”。 （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195页。）学习苏联开始被指责为阻碍独立思考和主动创造， 民族感情则被称颂为忠于人民的最高表现。以《直言》周刊为主要代表，许多报刊杂志掀起了对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工厂管理混乱、政府工作低效等等问题的批评浪潮。6 月间举行的第二届经济学家会议则对国家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和批判。（注：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第241页；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