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至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和1951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到1952年10月紧随苏共十九大宣布的最高领导层大变动和1953 年1月的“医生阴谋案”，这一系列异常惊人的事件突出地表明，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的病态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来缓解病态、避免灾难的潜在要求也随之增长，而斯大林去世提供了扭转恶化趋势的决定性机会甚至历史必然性。如著名的苏联学家罗伯特·C·塔克所言：“斯大林主义政治秩序是一种个人体系。斯大林个人……是苏联政治的中心力量，整个苏联政治宇宙所环绕的太阳。因而，他的去世使莫斯科的内部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斯大林之死必然意味非斯大林化”。（注：罗伯特·C ·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第190页，纽约1971年版。）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种种事态以堪称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包括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通过宣布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和着手改革国家内部保安体制等举措应急性地缓解社会紧张，从推翻“明格列尔案”和在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替换俄罗斯裔最高领导人着手来修改苏联民族政策，在苏联及其若干东欧盟国实行旨在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态模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新方针”，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停止反南斯拉夫运动并开始谋求苏南关系正常化等等。 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性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做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病态的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首要议程——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进行。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其内容问题，即要不要革除弊端以及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来主导革除弊端，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而言至关重要的政治声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之争彼此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尤其呈现出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复杂状况。其间的基本机制大致是：“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来说……大有希望巩固其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搞非斯大林化，特别是在抑制秘密警察、实行大赦、废除恐怖和谴责民怨载道的斯大林等方面。在此派系利益由于规定了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下台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注：罗伯特·C ·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第199页，纽约1971年版。）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夫，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赫鲁晓夫。 在30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层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他们怂恿斯大林利用“列宁格勒案”，铲除了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盛的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不仅马林科夫在“列宁格勒案”以后三年多里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友情”（注：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中译本）第203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容易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影响尤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贝利亚“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能够利用的人——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2页，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斯大林去世当夜，核心圈子（苏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1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466—46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已有的优势加上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是后者）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 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难免由宠信变为猜忌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488页，《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466-46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事实上，他搞明格列尔事件的初衷，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亦有此用意。（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449—450页；奈特《贝利亚》，第171页。）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 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和怨恨，（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7—461、464—465页；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7—8页。）表明了他的内心。当然，对他来说，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整个苏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同事们，连赫鲁晓夫在内，都想脱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把这个过程推进得比他的同事们希望走的更远。”（注：阿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4页，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