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一种具备一定规模、又有着相应内容的聚落，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曾有过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不同发展阶段，并表现出五彩缤纷的形态。自然条件、经济水平、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城市的产生、发展和存在方式，并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世纪日本城市的发展，与其全部历史进程一样，既受中国文化影响，又有体现了本土文化因素的成长。从整体上看，城市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并一度出现过类似西欧的自治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析中世纪的日本城市，可以为认识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提供一把钥匙。 一 中世纪早期的日本城市，也和它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一样，是效仿中国的唐朝都城建造的。在实行大化革新之际，日本统治集团“就将难波作为京畿之地，模拟长安的格局，营建新式的壮丽都城”，（注：大岛延次郎：“日本都市発展史”，宝文馆、1955年、41页。）不久，又迁都近江、藤原等处。由于频繁迁徙，使得上述城市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只有平城（奈良）、平安（京都）二京渐趋稳定，并形成特定的城市结构。 平城京于公元741年建成，平安京建于公元794年，不仅城市建筑格局模仿唐都长安，就连街道或城门等的名称也搬用长安的。以平城京为例，全城呈方形，宫城的位置在城中轴线北首。皇宫北面有御用园林。宫城南门称朱雀门，门前干道称朱雀大街，街道呈棋盘式。东西约6 公里，南北约4公里，面积仅为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平安京在初建时南北约4.7公里，东西约4.5公里，后来有所扩大。这两座城市的四周均有城墙，墙外为护城河，城内除有宫城外，还有贵族宫邸、大寺院和东西两个市场。 由于平城、平安两京都是作为帝都建造的，城市里主要居住着皇室、贵族、官吏及寺院神职人员，也有部分为他们服务的仆从、工商业者和艺人等。城内人口有限，最大的平安京也仅有5—6万人。市内尚残存着部分耕地，就是在平城京繁盛时期还常有狼、鹿等动物出没。由于它们仿效唐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城市，市政机构也仿唐都设置。京师分左右二京，置左、右京职，长官称为大夫，主要负责京中户口、田宅、诉讼、租税、道路等民政事务。左右京职下设坊令、坊长和东西市司。坊令、坊长为京师的基层行政机关，掌管所辖区域的事务；市司管理市场和商贸事务。由于日本学者称这一时代为律令制时代，故将这一时期的城市称为律令城市。 如果说平城、平安二京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政治城市的话，就必须指出它并不完全是经济、政治发展的自然集结，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追逐中国文化的产物。这一方面说明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社会的矛盾因素，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由于日本在大化革新中既将贵族的土地和部民收归国有，变成国家的“公地公民”，“公地”颁给“公民”有偿耕种，不得转让和买卖；又在排除个别敢与天皇抗争的贵族后，承认多数贵族的世袭权利，尽管宣布“唯序当年之劳，不本天降之绩”，（注：《古语拾遗》，转引自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1984年，第91页。）也无法改变原始氏族公社那种血缘关系至上的遗风，从而使日本城市建筑在封闭式的土地所有制和官僚体制的基础之上：（1 ）身居城市里的贵族官吏，以“食封”的形式占有部分土地，驱使农民（“封户”）耕种，直接占有农民的劳动。手工业者又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禁锢于官营作坊。这不仅加剧了城乡对立，而且大大减弱了城市的经济作用，阻塞了商品流通。于是，不仅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很突出，其政治作用也不可能充分发挥。（2）世袭政治权力的贵族官吏， 在行使班田管理权的过程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使得中央财政发生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好一改禁止贵族豪强吞并田地、山林的政策，鼓励开垦荒地。于是，“天下诸人竞为垦田”，“势力之家驱役百姓”，（注：《读日本系纪》，天平神护元年。）加重对农民劳动的直接占有，扩大自然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削弱城市作为商品经济的主渠道作用。（3 ）中央权贵在驱使投其门下的贫苦农民垦田的同时，还以两种方式扩大其领地：一是为部分地方豪族新开垦的土地提供庇护，建立封建庄园；二是接受部分中、下官吏寄进的公田，使公权私权化，班田制便逐渐向庄园领主制转变。于是便形成由中央贵族转变而来的庄园领主统治城市、地方领主统治农村的二重结构。封闭式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的官僚体制在彼此对立中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建筑其上的律令城市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或转变其质态，或产生新的实体。 二 如果说日本封建社会初期的城市是效仿唐都建立的政治城市，那么此后出现的城市则是在班田制瓦解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的结果。（注：朱寰：《亚欧封建社会经济问题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镰仓时代逐渐形成的门前町、宿场町和港町等，就是这种新型的封建城市。由于这种城市是伴随着封建庄园领主制的产生而形成的，并且一般都在领主的领地上被领主视为私财，故称其为领主城市。 所谓门前町，一般是在寺院成神社门前形成的封建城市。日本的封建社会初期，较大的佛教寺院或神道教的神社多拥有广大的领地。在这种领地内，由于人口集中，集市发达，人们便设置旅馆供参拜者住宿，建立商店供人购物。由于寺社领地被视为圣地，对扰乱秩序者惩罚严厉，世俗领主不得随意加害，所以往往信徒比肩，商旅联袂，逐渐集结为城市。至室町时代中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参拜寺社风尚日盛，门前町也得到迅速发展。兴福寺与春日神社所在的奈良、伊势神宫附近的宇治山田、善光寺附近的长野、延寿寺附近的坂本等，都是著名的门前町。属于这一类型的城市还有寺内町，如大和的今井（今橿原市）、越中的井波、摄津的石山（今大阪市）、近江的山田和河内的富田林等。这种寺内町多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他们为了与其他宗派和世俗领主对抗，在寺院四周筑垒修渠，严密防守，由于人口日增，交易发达，逐渐发展为城市。 与门前町相比，宿场町是领主城市的又一类型。宿场町的形成期较长，是室町时代以后才在交通要道的驿站附近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在日本封建社会早期的中央集权制（即律令制）解体过程中，日本效仿中国实行的驿站制也逐渐废弃。至室町幕府统治初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交通日趋发达。于是，从前的驿站有的又重新恢复，有的发展为村落，重要的交通枢纽则发展为城市。这种城市一般都是沿街道展开，呈长方形，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商业区。街道两侧整齐地排列着各种商业店铺，供贵族和平民住宿的旅店和客栈兼营运输与信件传递，像桑名、冈崎那样的城市，旅店竟多达百家以上。幕府或大名不仅负责市区的安全，而且设立供水站，为来往客商或游人提供用水。 还有一类领主城市称为港町。它是在经济发展、交易频繁的基础上，在水上交通发达的港津地区形成的港口城市。在庄园领主制时代，各地关卡林立，陆上交通不畅，无论是运输年贡，还是贩运商品，大都靠水路。因此，在重要的港津之地，商旅云集，市场发达，人口激增，形成一个个港口城市，著名的有兵库（神户）、堺（大阪府中部）、新潟、敦贺、下关、酒田、三国、大津、浜等。港町大都沿海岸线建街设巷，市中心为码头或货场，市区有纵横交错的运渠，便于货物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