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探讨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本文打算通过对这三国现代化蓝图的设计者、现代化运动的关键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朴正熙、李光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分析与比较，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 经济现代化的地位 后进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将经济现代化置于何种地位，一般都存在争议。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虽然已把现代化作为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没有明确的方针步骤。当时政府内部存在着民主化、工业化、征韩等种种动议，作为政府要员之一的大久保本人对未来也感到相当茫然。新加坡在1959年独立后，围绕着是首先民主化还是首先工业化或是均贫富等问题，争论也很激烈。至于韩国，1945年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由于南北分裂、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以及美国插手等因素，情况就更加复杂。 大久保为了决定日本将来的大计，1871年底，决意参加岩仓使节团，赴西方国家实地考察。在德国，大久保聆听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一番“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谈话之后，大为感佩，认识到日本若想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首要任务在于增强自身的国力（注：（日）NHK历史诞生取材班：《历史的诞生》第七回本，角川书店1990 年版，第117页。）；在英国， 大久保发现英国工商业的繁盛“远胜以前之所闻”，“所到之处，黑烟冲天，大小制作所不胜枚举”，从而认识到英国以及西方国家“所以富强的原因”（注：（日）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22卷，日本史籍协会昭和三年（1928年）版，第448页。）。此番足迹踏遍欧美各国的考察，使大久保明确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步骤。他说：“盖实力乃国之精神，政之基础”，当今之世，“有独立之权，备自主之体，驰骋宇内，号称帝国者”，虽然它们“体基创始，政法沿革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内谋人民之安宁康福，外与各国和亲贸易，相互精研奋勉，夙夜遑暇”。日本要想“宏强大之威德、扬隆盛之治化”，头等大事在于“实力的培养”，如果“不察宇内通论达旨，徒求体裁之完美，专务规模之虚饰”，“国权何由得扩张？国民何由得安宁”（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74—84页。）？所以，今后政府的施政重点要转到“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各业之上”（注：（日）毛利敏彦：《大久保利通》，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117页。）， 把“殖产兴业”作为“急务中的急务”（注：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35卷，第74—84页。）。自这以后，大久保就成为明治政府中经济现代化的急先锋（注：（日）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宗高书房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版，第27页。）。 李光耀面对的新加坡，国小民寡，种族矛盾尖锐，生存能力极弱，他说：“新加坡只有两百万人的市场，225平方英里的土地”， 而且“位于马来群岛的中心”（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只要缺乏现实与理性的精神，“就会招来大灾难”（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所以， 他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经济的繁荣昌盛，其它一切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1960年，他发表演讲认为：“如果有一个我们必须解决的、凌驾一切的问题，那它就是经济上创造充分发展的问题。”（注：（英）亚历克斯乔西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1页。 ）因为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增强生存能力，才能解决失业问题，才能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才能给人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与住房等等，另外也可以为实现民主化打下基础，因为“民主将随着工业社会的需求而产生”（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所以，“无论如何，长远来说， 要变化的还是经济基础本身”（注：（新）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也就是说必须工业化， 正如吴庆瑞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依靠转口贸易生存下去”（注：陈岳、陈翠华：《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所以，新加坡独立伊始，李光耀政府就把经济现代化作为首要任务。 韩国比较曲折。独立之后，人们一度将“统一国家”和民主化作为首要任务。折腾了十几年后，结果，由于战后冷战的格局，国家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至于民主化，尽管在美国的包办下，组建了一个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政府，但这个政府既不民主，又非常腐败，学生游行、工人罢工以及暴力与流血事件经常发生，“全国的混乱与无秩序简直难以形容”（注：（韩）朴正熙：《朴正熙选集》第一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版，第15页。）。由于政局动荡，李承晚政府又不注重经济建设，因而，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但经济秩序紊乱，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外贸连年逆差。战前韩国是粮食出口地区，但此时每年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到1959年，韩国经济尚未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注：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当时韩国民众的生活连李承晚也承认：“即便按亚洲的水平也不能说达到了糊口的水准。”（注：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天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1961年“5·16”政变，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政权上台后，面对严峻的现实，朴正熙总结了韩国以及其他后进国家的经验之后认为：“在像韩国这样的后进国家中，从法制安全到政治、经济这些最基本的保障当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注：（韩）朴正熙：《朴正熙选集》第一卷，（日）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版，第215页。），没有经济的现代化， “其它领域的改革与进步也就无法实现”（注：（美）乔恩·沃伦诺夫著，罗龙等译：《人为的奇迹》，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首先是无法实现民主化，因为“民主主义也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26页。）；其次是无法同共产主义对抗， 他认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武力对抗，还不如说是一种经济斗争，谁在繁荣与建设方面取得成功，谁就将是优胜者”；再次，无法实现韩国南北的统一，因为要想统一北方，必须在各方面“使自己具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111页。），所以， “统一的道路就是祖国的现代化”（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296页。）。因此，政府要“把所有的行政同生产直接挂钩，要将我们的习惯、风俗、社会生活都同祖国现代化这个目标紧密相连，养成生产的思考、生产的行动、生产的社会氛围”（注：《朴正熙选集》第三卷，第292页。），要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一件至关重要的、压倒一切的大事”（注：《朴正熙选集》第二卷，第243页。）。这样，在朴正熙政府的领导下，韩国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经济现代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