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化进程与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工真 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武汉,430072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德国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曾推动了德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克服了德意志地方分裂化,造就了新的民族社会,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与能动性;但它同时又是现代化危机的产物,它用向社会个体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回答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它对民族独特优越性的夸张式宣扬,造就了德意志社会强烈的内聚力,并最终成为威廉时代民族集合化的工具。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9 年 05 期

字号:

      要想深入了解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有必要对两种民族主义进行区别。一种是以法兰西为主要代表的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它从个体自由意志出发,将民族建立在平等公民权和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在国际斗争中,这种民族主义整体性地决定着这些民族的帝国主义行为。另一种民族主义是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它基于这两个基本假设:(一)所有的文化都是民族的,也都能被民族地理解;(二)一个民族通过它自身成员文化上的共同性来定义。由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将文化、生活方式看作决定民族的本质性因素,看作一种统一力量的表达,同时又将这种表达称之为“文化民族的灵魂或精神”,因而在国际斗争中,甚至能更好地将本民族整合化,更有力地、也是帝国主义式地发出它特有的“浮士德动力”。

      仅仅停留在这种对概念的了解上,人们还不能理解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帝国威廉时代发展成一种侵略性极强、整合性极高的民族主义。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德意志这种民族主义在思想发展史上的根源,它在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演变过程,它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内、外政治活动中的运用及意义。

      一

      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有着它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发展根源,它本身就是文化民族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德意志古典主义、普鲁士改革以及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给这场新的文化民族运动打下了烙印。对这种浪漫主义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奠基人物是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他从“前浪漫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出发,将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独特性强调为“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注:沃尔夫·D·格鲁内尔:《德意志问题:1800年以来的一个欧洲历史问题》(WolfD.Gruner:Die deutsche Frage,Ein Problem der europaischen Ge-schichte seit 1800),慕尼黑1985年版,第32页。)。另外,还有两种因素对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奠基来说也特别重要:第一种因素是新的语言哲学,它通过洪堡、黑格尔、格林等人不断得到了发展。“语言”被他们看作“是人类享有世界、解释世界的体系,它不仅是人的产物,而且也是不断给人打下烙印的体系”(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 die deutsche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6页。)。这种对语言基本意义的强调,本身指出了语言—人种上的区别,指出了通过语言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以及以后的政治民族的中心意义。第二种因素来自赫德尔,他强调了从“学者、精英们的高等文化”向“普通的、前知识型的大众文化”的转向。在这里,讲着同样语言的“人民大众”被包括进文化反思的对象当中,因而本身具有一种民主—平等主义倾向。因此,“文化民族原则”成为了浪漫主义设计方案中的本质部分。

      古典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来源之一。自18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在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中,建立了一种“文化统一体”思想。也就是说,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具有一个人类集团(即民族)在语言—人种上的共同性。黑格尔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将这种对统一文化所作的古典主义—美学上的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上的解释系统化了。他的整个美学哲学的艺术体系,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对此,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尔代作出这样的评价:“在19世纪的德意志大学里,所有人文科学中的主流派,都是由这种首先是古典主义、唯心主义的,然后也是浪漫主义的整体把握顽强地决定着的。”(注:托马斯·尼佩尔代:《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Thomas Nipperdey:Nachdenken Uberdie deutsche Geschichte),慕尼黑1986年版,第117页。)因此,“民族精神”、“民族感”等关键性概念,被当作科学的解释产生出来,“民族特点”也就被浪漫主义地看作是一种长久、永恒的现实。这种有着古典主义美学根源的思维方向,无疑给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成,给自身民族价值的特别抬高带来了好处,并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力图理智地解释世界,却妨碍了人们去真实地认识科学的理智,因而往往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

      从历史发展的根源上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是那些有着共同文化、但并不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的人们的一种民族主义,是那些受压迫的民族(如东欧、东南欧诸民族,以及爱尔兰人、挪威人、佛兰德人)或是那些被分裂的民族(如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地方,由于长期以来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些人口是靠语言、文化和历史来组成一个民族的,而不是像那些有着共同国家里的人们那样,由政治意志来组成民族。在这些没有共同国家的民族那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前面;而在那些已用民族国家组织起来的民族那里,民族主义早在民族的共同属性中得到发展了。因此,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更加适应于那些没有共同祖国的民族。在这些民族身上,对语言—文化身份同一性的强调,比较起那些已生活在同一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来,有着不同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对那些生活在早已得到巩固的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个体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而在像德意志这样的没有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生活的民族那里,同一性身份问题却一直是个中心性问题。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社会的这个中心问题变得更为尖锐。正是作为对法国在欧洲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打有法国烙印的“启蒙运动”文化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雅客宾专政和拿破仑帝国“欧洲划一化统治”威胁的一种反应,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才真正开始走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正是反拿破仑的抵抗运动,才使原本是德意志教育、知识界的抵抗,转而发展成群众性的反对“异族统治”和“划一化统治”的斗争,从而也浪漫主义地唤醒了德意志民众的民族意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