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十八世纪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她孕育了封建制度的衰亡与资本主义的曙光，是一个人类社会发生巨大转折的时代。中国与日本都是踏着这个时代的步伐，走出了各自社会转型的历史。然而，同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却迥然相异，日本以明治维新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富强，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则渐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者的差异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本质上看则反映出一种经过积淀的文化的差异。本文拟从都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二特征进行比较，试阐述曾有着一衣带水渊源关系的中日封建文化于十七、十八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以探讨中国在近代何以落后于西方与日本。 一、都市形态与管理体制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公元七世纪，它在仿照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同时，其所创建的京都、奈良等都市也是中国古代长安城的简单模拟。这一时期的日本，在历史上被称作“律令制国家”，都市也被称作律令制都市。进入十二世纪，日本武家社会开始形成。随着幕藩政治体制的确立，于十七世纪迎来了其历史上的“都市时代”。但是，取代律令制都市成为日本主要都市形态的“城下町”，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城邦”，而是以“武士之家为渊源发展起来的农村都市化的产物”。（注：吉田伸之《城下町的祖型》，见《年报、都市史研究》。） 城下町是日本幕藩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同时也是大名领国的发展标志。据日本学者丰田武所言：“建武动乱以后，诸大名的势力急剧地增大，地方群小武装被大名收编为家臣团。当时，领主（大名）居住在山丘上，家臣团则住在山麓下，其居地被称作‘根小屋’，商人和手工业者不断地向根小屋附近迁徙，逐渐地形成了町（工商业区）”。（注：丰田武《封建都市》242页。）也就是说，在日本战国时期，诸大名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在集聚力量的同时，客观上形成了人口的集中，为新的都市形态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这时的町，并非“城下町”，由于作为大名居邸的城建于山上，而工商业区的町在山下，城郭与町屋的分割状态，往往使山下的町屋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而一旦战火临近，进攻者往往是先烧掉山下的町，断绝粮道，再去围困孤立的山城，这是当时攻坚战的最一般打法。因而，从防御的角度出发，建设城与町一体的大城砦都市成为诸大名将山城移入山下的直接动力。而山下平原地区的魅力还在于，那里不仅有建于交通要道上的众多商业聚落，还有被称作港町、宿场町、门前町的其它聚落，原有的古代律令制都市也建于平原上，这些均为诸大名争战的主要争夺目标。 由此不难看出，城下町的都市形态是完全服务于武家政治的，其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拥有实力的大名，依靠强权政治与手段去完成的。所以，城下町的鲜明的政治属性，必将反映出幕藩制封建文化对它的巨大影响与制约力，其特征主要表现于都市的网络系统上。 从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手段看，当时“所实行的政策是，将全国分割成若干块小领地分封给大名，大名在各自的领地上建城下町”，并根据“一国一城”的法令，将城下町的地理位置设定在领国的中央，“其结果便形成了保持适当距离的大小城市，这是日本都市分布平均的一个理由”，（注：丰田武《封建都市》521页。）也是其全国都市网络系统形成的重要基础，日本正是在这种领主分封的基础上，建立起以幕府将军的城下町为中心，向各藩的城下町呈辐射状态的都市网络系统的。 但是，建立在封建领主经济基础上的幕藩政体，其幕藩关系缺乏严格的隶属性，这使都市的网络系统也呈现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虽然幕府将军对各藩大名的统治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监控手段，诸如“参觐交代制度”（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为控制各藩大名，规定诸大名每隔一年即要携带贡物到幕府参觐一次，并要在幕府所在地江户住上一年，同时还要将妻与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的设立，但由于“大名是世袭的藩的统治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国里实行的是完全独立的经营”，（注：深古克己《士农工商的世》42页。）“大名对自己的领地采取保护或优先政策，其领国政治是封闭性的。”（注：矢崎武夫《日本都市的发展过程》113页。）所以，作为各藩居邸与统治中心的城下町，不但相互之间不存在着横向的关联，对幕府城下町的依附或者说隶属也是不完全的。 此外，由于幕藩政治的二元性特征，幕府将军在全国的中心地位具有名分上的非理性，虽然兼并战争使其在日本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成为最强大的政治与军事集团势力的代表，但统一后的国家，天皇的至尊地位没有改变，幕府将军对全国的统治只能是挟天皇或代天皇而治天下。于是，体现这种政权体制的特点，德川幕府并置三个都城，即除了幕府将军的居邸江户城下町外，还将天皇所在地京都，以及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基地、号称“天下厨房”的大坂一并列为都城，从而构成日本封建都市体系及其结构的一大特征。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封建文化的多元性及分散性。而这种非一统性的封建文化尤其影响到城下町的管理上，这就是多元化的管理方式的出现。我们不妨以最大的城下町江户为例。 江户为幕府将军所在地，老中作为将军的代理人执掌政务，其下设三奉行，即管理众僧侣的寺社奉行、管辖农村的勘定奉行，以及管辖町人的町奉行。此外，武士则由大目付、若年寄管辖。三奉行中以寺社奉行的地位居前，但三奉行与大目付在身分上都是武士，体现着武士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