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的外交政策

作 者:

作者简介:
承庆昌 山西师范大学外事处副教授。山西省临汾市 041004

原文出处:
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俾斯麦在任职宰相二十年间,依据形势的剧烈变化,变通现实政治的主张,改变外交策略,成功地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外交体系,有效地防止了反德同盟的出现。他的外交的成功关键是他在对地缘政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自制政策。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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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统一破坏了欧洲的均势,促成了欧洲列强之间地位的急剧变化,导致欧洲的重心逐渐向柏林转移。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变引起邻国的焦虑和恐慌。深谙地缘政治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认识到,欧洲均势的任何改变都会激起列强的联合抵制。鉴此,俾斯麦从1871年接任帝国宰相到1890年被迫辞职的二十年间,自我节制,极力改变锋芒逼人的形象,以稳建温和的风格扮演维持现状的角色,稳定欧洲的秩序,缓和紧张局势。本文拟就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外交政策的目标、策略的演变、作用以及弱点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军事力量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是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兴起的,因此,对欧洲的政治和外交格局的冲击格外严重。德国统一后,国势与日俱增,边缘地区的列强所感受的压力也随着日益加重,因而列强互相接近结盟对付新生德国的可能性也日渐增大。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缺乏稳定的外交基础,活动余地相当狭小。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的话,德国是天生被包围了的国家。俾斯麦对德国客观环境的局限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进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进攻的可能。此外,根据世界历史整个发展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注: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德国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1987,第168页。)俄国外交官彼得·舒瓦洛夫伯爵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俾斯麦因德国地位易受威胁而忧虑,不断受到敌对列强“结盟的恶梦”(注: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中译本),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的纠缠。显而易见,如何设法消除敌对同盟围堵的潜在危险,便成为俾斯麦外交政策的中心课题。

      1870年,普鲁士在军事上战胜了法国,但是,翌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并未能与法国真正达成和解。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图在地理战略上削弱法国。从此,德法两国结下难解之仇。诚然,法国没有实力单枪匹马同德国再进行较量,但是,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着法国随时准备着与任何同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此,俾斯麦便失去了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

      边缘地区的列强,除法国之外,有英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英国虽然受到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兴起的影响,但毕竟不如法国和奥匈帝国那么直接。英国这个殖民帝国依然保持着工业、商业和海军的优势。它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动向。如果德国的作为超出英国容忍的限度,英国必定会联合欧陆列强制衡德国。

      奥匈帝国是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受害者,实力较弱。俾斯麦基于外交战略考虑对奥匈帝国颇为重视。早在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就决意以“小德意志方案”统一德国,保留奥匈帝国。如果摧毁它组建“大德意志帝国”的话,几百万奥地利的天主教徒便成为公民,无疑会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构成莫大的威胁。就是在这个“小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天主教势力业已强大到让俾斯麦难以对付,最后只得退让,中止了“文化斗争”。更何况外加这几百万天主教徒呢?再者,这个“大德意志帝国”必将夹在渴望复仇的法国和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之间,只得终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保留奥匈帝国作为缓冲国,俾斯麦始终认为是意义重大的一项举措。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竞相扩张。奥国没有强大的海军以进行海外殖民活动,便只好向东南面的巴尔干半岛伸展势力,因而与俄国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由于奥国对俄国持有强烈的戒惧之心,自然有与德国保持友善关系的愿望。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新统一的德国最大的威胁该是东邻俄国,因为普俄两国瓜分波兰之后,俄国可以从波兰边境有效地发动危及柏林的入侵。幸好普鲁士与俄国一直保持着友善关系,俄国在普法战争期间陈兵奥国边境支持普鲁士,两国皇帝的关系显得相当亲密。但是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看见俄国的保护国普鲁士从战火中一跃成为中欧强大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难免因妒忌而不满。毋庸置疑,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利益的俄国,也是制衡德国越轨行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

      深谙地缘政治的俾斯麦,遵循维持现状的原则,为新统一的德国制定了明智而现实的外交方略:维护普丹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成果;巩固并加强陆军优势的同时,尽力抑制因国势日隆而逐渐膨胀起来的扩张野心;再三声明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毫无利益可言,以减轻东翼强国的戒惧之心;强调指出“欧洲是俾斯麦本人的非洲”(注:F.S.Northedge and M.J.Grieve:A Hundrde Ye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uckworth,1971,P19.),1884年前,一直在海外殖民方面采取守势,并且竭力不在欧洲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焦虑的行动,以避免与西翼强国英国发生冲突;竭尽全力削弱法国的结盟能力,千方百计在外交上孤立法国,以图杜绝任何法国结成反德同盟的可能性,维护住欧洲的和平局面,确保俾斯麦亲手缔造的统一的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将孤立法国作为首要目标。他认为,最理想的是德国始终能在欧洲五强之中三个强国的那一边。法国之外,德国可以在英、奥、俄三国中物色。英国仍在坚守光荣孤立、不肯结盟,因此,俾斯麦只好试探俄奥两国的意愿。奥地利与俄国狭路相逢,为争夺在巴尔干的优势地位而激烈争斗。再者,马札尔的民族主义与方兴未艾的斯拉夫民族意识日益针锋相对,奥地利和马札尔的贵族担心俄国所支持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传布会影响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族,危害帝国安全。奥国宁愿与德国结盟,却无意与俄联手;俄国也只愿与德国联盟。幸好巴尔干局势暂时平静,俾斯麦煞费周折,总算把俄奥撮合到一起,并且促成三国在1873年10月22日签订协议,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帝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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