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郑竹园（注：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博尔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华人教授，1972年和1975年两度当选为全美杰出教育家，1992年起任台湾“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员。）在所著《台湾经验与大陆重建》一书中提出：1952年台湾与大陆经济发展的起步点相去不远，但到1980年国民人均所得两地相差几达8倍，“造成双方发展实绩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双方所采取的政经制度及发展策略迥然不同”（注：郑竹园：《台湾经验与大陆重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27页。）。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未免有些片面，在对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中，只注意了内因的作用而忽视了外因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国际因素，即美国亚太政策（主要谈经济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郑氏所谈的两岸发展实绩差异实际上是在冷战前期造成的。该时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国际因素是美国的两项亚太政策：对与苏联同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遏制，限制其发展以企图搞跨它们；对亲美政权予以全力援助，支持其发展以便控制它们。新中国被美国视为是苏联在亚太地区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副手（注：参见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54页。）。且新中国式的民族独立运动又与美国在亚太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水火不容。因此，大陆便成了美国在亚太遏制的首要对象；而遏制其经济发展是全面遏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自身的重建和发展以及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新中国需要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和经济关系。1949年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明载：“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注：《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注：《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也指示：我们必须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3页。）新中国优先考虑的是与美、日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中共中央派员于1949年5月13日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转告：希望美承认新中国政府，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注：转引自袁明等：《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中共还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护在华美商，要求他们留沪继续营业（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在中美双边贸易中，新中国一直采取积级的态度（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1949年7月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团体呼吁中、日应按波茨坦协定和平相处，建立经济、文化合作关系（注：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8月，4人组成的中共贸易代表团赴日洽谈为华北铁路购买日本铁路设备之事宜（注：杰恩(R K Jain)：《中国和日本》，伦敦1977年版，第24页。）。新中国还准备利用香港这个“门户”与资本主义世界交往。为此，人民解放军并未以武力收复香港，在1950年中英建交谈判中也未提出香港问题，而是维持香港的现状。 新中国积极与外界交往的政策一出台就遭到美国的敌视。美推行一条全面遏制大陆经济发展的政策。它包括以下三项具体政策。 其一，有意恶化与新中国的经济关系。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已开始对华进行遏制，采取诸如严厉限制对华出口、纵容和配合国民党封锁大陆海港和怂恿美商撤离大陆等种种恶化与大陆经济关系的措施（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228页。）。研究该时期上海电力公司（由美国资本所控制）的美国学者沃伦·托泽公正地指出：“要对关闭中国门户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共”（注：参见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其二，美、日和东南亚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它从1947年开始酝酿，到1951～1952年最终形成，目的是进一步遏制大陆的经济发展并将其完全排斥出亚太经济圈。从其政策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一点。冷战初期美国将日本作为亚太战略的支撑点。为使日本恢复亚洲“工场”的地位，1947年3月美国国务院官员开始提出恢复日本与其亚洲邻国的贸易，使之与远东经济重新结合的建议（注：威廉·博登(William S.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71～72页。）。这时，由于国民党还统治着大半个中国，故在美国人的设想中，中国还被包括在亚太经济圈之内。但在1948年后，随着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中国就被排斥出了亚太经济圈（注：同上书第260页。威廉·博登为专门研究1947～1955年美日经济关系的美国学者。他揭示：在美国亚太政策之构思中，“在共产党在中国获胜之前，供日本贸易的优先地区被称为‘大陆亚洲’，指的是中国、朝鲜和东南亚。1948年后最常用的措辞是‘东南亚’，即缅甸、泰国、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尼”。）。到1949年5月，中共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时，为保住日本和东南亚不再被“丢失”，美国决心对苏联的战略伙伴、共产主义在亚太的传播者新中国进行遏制。正是这种冷战心理驱使美国去“阻止其它工业同盟国将现代化设备和食物卖给中国，以期引起经济的崩溃”（注：威廉·博登(William S.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21页。）朝鲜战争爆发后，以三个文件为标志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最终形成。1952年的《日台和约》规定，日本只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日本只能与台湾不能与大陆发生官方政经关系。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的赔款条款为日本进入东南亚经济铺平了路。1951年5月美国安全委员会起草的48/5号文件则是三者中的核心，它通过确立美日经济合作关系，从而解决了三角构架政策成败的关键——日本问题。该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取决于日本能否自愿和长期地追随美国这一政策。要做到此点决非易事，因为无论日本政界和民间都存在欲与大陆发生广泛商贸关系的强大势力。早在1948年，对处于正在构思中的排斥中国的亚太政策，首相吉田茂就不赞同：“我不在乎中国是红是绿。中国是一个民族市场。日本必须考虑市场问题。”（注：吉田茂：《回忆录》，转引自威廉·内斯特(William R.Nester)：《日本与第三世界》，伦敦1992年版，第143页。）为阻止日本与大陆恢复和发展经贸关系，美国必须解决日本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资金、市场和原料问题。为此，美日经济合作计划应运而生。其基本内容是：“美国以军事订货的形式和在东南亚的责任心（注：即保证东南亚的安全和东南亚成为日本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日本提供经济刺激和美元短缺补贴，以此换取日本对美国亚洲政策、尤其是对不承认中国的政策的执著追随”（注：威廉·博登(William S.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49～150页。）。以制定“道奇预算”而著名的约瑟夫·道奇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日本的作用之一是“创造一种以支持自由世界之目的（即不与中国贸易）的外贸模式。”美国的责任是“继续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在朝鲜的努力而生产和参与东南亚的重建以及经济援助的获得。日本在正常的经济轨道内进一步开辟市场将予以承认和帮助”（注：威廉·博登(William S.Borden)：《太平洋同盟》，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51～152页。）。十分清楚，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的要害在于阻止日本与大陆的经济交往，而以东南亚取代大陆与日本结合。该计划付诸实施后起到了两个重要作用：解决了日本的资金问题（注：仅朝鲜战争，美国就在日本花费近30亿美元（见威廉·博登前引书第146页。）；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原料和市场的开发（注：美国因战争对越来越多的战略物资的需求促进了东南亚战略原料生产的发展。）。于是，东南亚成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日、美成为东南亚的原料销售地。美国则通过复兴日本而控制了亚太经济。这一有机结合的三角关系有效地将大陆排斥在亚太经济圈之外。大陆与美日互补性很强的传统经济关系被掐断，因而与亚太国家交往的大门被封堵了。美、日、东南亚（还加上台湾省和韩国等）相结合的三角经济构架政策在近30年（1950～1978年）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亚太经济发展的格局：日本的迅速崛起，四小龙的腾飞，东盟的崭露头角和大陆的落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