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瓜分危机始于何时 关于近代瓜分危机始于何时的问题，迄今尚无人进行专门的探讨。按一般流行的观点，认为始于德占胶澳事件。如林增平先生所编《中国近代史》称：“甲午战后所形成的中国民族的深重危机，到胶州事变发生时就显露出急转直下之势，因而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恶狂潮。”（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2页。）对此，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应该始于三国干涉还辽。如李侃先生等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称：“《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快，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并指出：“三国干涉还辽是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注：《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231、232页。）尽管二说稍有差异，但其看法基本接近，即都是把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作为近代瓜分危机的起点。 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则另有见解，认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他把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5年《中法和约》承认法国侵占越南、1886年《中英缅甸条款》允许英国在缅甸行使一切政权等统称之为“第一次割地狂潮”，乃“交织成瓜分的第一步”；而把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夺取侵略基地的活动称作“第二次割地狂潮”，是为了“进一步施行瓜分”（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9、290页。）。范老的观点是有所本的。孙中山曾经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藩属安南、缅甸等，次第被他割去，我们的海口胶州湾、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等等，次第被他抢去，各省势力范围次第被他划定。到了前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瓜分中国的论调可谓到了极盛的时代。”（注：《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年版，第909页。）可见，他们都认为近代瓜分危机是从列强侵占中国藩属开始的。而到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夺取侵略基地，划分势力范围，则是为了进一步实行瓜分，是瓜分论进入极盛的时代。在这里，将列强侵占中国藩属视作瓜分危机的起点是否恰当姑且暂置不论，但有一点值得引起特别重视，就是他们都认为近代瓜分危机的开始时间要远远早于甲午战争。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的瓜分危机就开始了。瓜分者，分割领土也。列强早期瓜分中国的方式，无非是“蚕食”和“鲸吞”两种。即或小块割取，或大片侵夺。如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香港，便是采取“蚕食”的方式。林则徐在遣戍伊犁途中，曾担心侵略者贪得无厌，会一块块地零星蚕食中国的领土，“须防蚕食念犹纷”（注：《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不幸被他料中了。其实，蚕食正是瓜分的先兆。至于采取“鲸吞”的方式，则以俄国为最先。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中曾反复指出这一点：“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俄国最先到什么时候，列宁没有明说。1858年马克思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则称：“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此处所说的“最新的条约”，指的是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俄国通过这个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恩格斯还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指出：俄国过去曾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将其“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并预言现在既已经转向中国，“这项工作又该重新开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果然如此。继《瑷珲条约》之后，俄国于1860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马苏里江以东的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此后，又于1864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占了吉尔吉斯草原东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迄于甲午战争时期为止，像这样大片地鲸吞中国的领土，正是外国侵略者瓜分中国的典型方式。 由此可见，近代瓜分危机不是迟至甲午战后才开始，也不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割地狂潮”，而应肇端于鸦片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军事侵犯和外交讹诈，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蚕食和鲸吞，瓜分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来了。只是在当时，所割占的中国领土皆属于边远地区，而且这种割占乃是分别而不是合伙地进行，列强也还未曾明倡瓜分中国之说，因此，尽管当时中国已经面临着瓜分危机，无论朝廷还是一般封建士大夫皆一时尚未意识到这种危局罢了。 二、瓜分中国说的出笼及其实行 近代以降，对中国来说，先是先有被瓜分之实，而后才有瓜分之说的出笼。孙中山说：“盖自日本败中国之后，西人见如此地广民众之国乃败于撮蕞尔弹丸之日本，各国之野心家遂大倡瓜分中国之议。”（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将瓜分中国说的出现与甲午战争相联系，是十分正确的。英国历史学者菲利浦·约瑟夫(Philip Joseph)即曾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德国于1897年在胶州湾的行动是瓜分中国的信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瓜分的势力在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行动了。”（注：《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8页。） 1894年9月中国平壤之败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暴露无遗，于是早对中国存有觊觎之心的某些欧洲国家暗中勾结，开始了共同瓜分中国的酝酿。它们先是制造瓜分中国的舆论。10月2月，俄国彼得堡报纸即载文发表“俄不如合英、法二国剖分而食之”（注：《中东战纪本末》卷三，光绪二十二年排印本，第3页。）之论。到1895年初，《新闻报》竟公然鼓吹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注：《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4页。）。《新时代》也刊登专文鼓动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建成以前，我们现有的边界绝不是固定不变的界线，而仅仅是一条分界线而已。……为什么俄国就不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一个立足之地？”（注：Britsh Documenta on Forie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ie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cs E,Vol.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UniversityPm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52.）这些报纸所散布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俄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如俄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Aleksei Lobanov-Ristovsky)即曾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建议，采取对日本妥协的方针，并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同日本一道瓜分中国，使俄国得以“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注：《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7册，第310、315、324、327、317、344页。参看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第30页。），立即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首肯。到中日马关议和期间，财政大臣维特(Count Sergius Witte)认为，日本必要割占南满，而“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将来就要瓜分中国”所以俄国决不能后人，必须反对日本占领南满，以此获得清政府的酬谢，“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15)，即不用一兵一卒的代价便要挤进瓜分中国领土的行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