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95年修订版）第714 页写道：“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故没有签字。事后，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没有参加讨论，但在公告发表之前曾征得了它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又成了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注：朱贵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 关于《波茨坦公告》产生经过的这一段叙述，与该书第一版（1982年）第696页上的论述完全一样，没有修订。早在1982年8月，在北京昌平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曾在发言中涉及此问题。认为，该书对《波茨坦公告》的产生及其与苏联之关系的论述，与史实不符。遗憾的是，该书在修订时，仍未注意修改订正这一问题。 由于该书为我国著名学者所合著，又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因而它在学术界影响颇大，高等学校和中学历史教师，无不以该书为主要参考书。笔者曾在一次“教材讨论会”上，遇到一位先生引用“该段”论证，说明“《波茨坦公告》是波茨坦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由此可见，澄清这一问题，甚有必要。 一、《波茨坦公告》不是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决议” 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当时， 德国已于同年5月8日战败投降，欧洲战争已经结束2月有余。 日本虽然仍在顽抗，但败局已定，美国已作出预定于1945年11月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军事问题实际上已降为次要问题，尽管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俄国参加对日战争。”（注：“哈里曼声明”，《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9页。转引自[英]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29页。）然而， 有些美国高级军事将领，如李海、麦克阿瑟等人却不再热切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了（注：李海：《我在现场》第450页。转引自《美国、 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第929页。）。 据西方学者的评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坚持要从德国获得大规模的赔款；争取英、美对苏联在东欧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承认；巩固苏联在南部的安全区，具体说，把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让给苏联，把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特温“转让”给苏联，以及承认一个自治的马其顿并把色雷斯割让给保加利亚（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第931页。）。 关于波茨坦会议的主要内容，1945年8月2日签订的《波茨坦协定》写得很明确：会议从7月17日至7月25日，共举行九次由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参加的会议。此后因英国宣布大选结果而中断两天。7月28日，艾德礼以英国首相资格返会， 新任外相欧·贝文随同出席。随后又进行四天会商。历次会议均于波茨坦附近的西席林霍夫宫举行。 会议就设立外长会议一事达成了协议，以代表五个主要国家（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美国）为和平解决战后问题继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随时受理各国政府提交外长会议的其他事项。 会议就盟国在占领德国期间对战败国德国所持共同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达成协议。会议对处置德国的赔偿、德国舰艇和商船的处置、哥尼斯堡城及其毗邻地区、战争罪犯之原则达成协议。 会议就审议奥地利问题、有关波兰临时政府和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会议对缔结和约及接纳进入联合国组织、领土托管、修改盟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军事谈判等问题都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原则协议。所有上述这些原则协议，构成了《波茨坦协定》，并由斯大林、杜鲁门、艾德礼签署。（注：参见《世界知识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版第606—614页。另见小查尔斯·米著：《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第319—332页。） 由上可见，波茨坦公告不是波茨坦会议的内容，公告没有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更谈不上“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 《波茨坦公告》初稿是由原美国驻日大使、代理国务卿约瑟夫·塞·格鲁和国务卿特别助理尤金·霍·杜曼起草的（注：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1945年7月2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拟向日本发出的《波茨坦公告》的初稿。该公告阐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含义，即给日本一个警告：如果他们不立即投降，对日战争将加速并加强。“公告”起草时，美国原子弹试验尚未成功。而杜鲁门及其政府的意见，如果原子弹试验成功，该“公告”应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前发布，而且应由主要的同盟国一同签署。 “公告”初搞于1945年7月7日杜鲁门前往欧洲参加波茨坦会议时随身带着。7月16日，即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前一天，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成功。7月17日，信息传给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总统。 7月17日至18日， 杜鲁门把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情况详细地告知了丘吉尔。杜鲁门在得知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那种不希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心态更加明确了。而早在1945年6月冲绳战役结束时， 美军太平洋战线司令麦克阿瑟就认为：“已不需要俄国（在对日作战上）的任何介入。日本的实体已被毁损，其陆海军精锐部队已遭到挫败，而且，日本本土已在（美军）空袭和进攻的范围之内。”（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丘吉尔则在7月4 日（当他得知美国正在制造和试验原子弹时）便原则上同意使用原子弹。 而现在（7月18日），丘吉尔心中所考虑的是：由于原子弹掌握在西方盟国的手里，能使西方盟国彻底打败日本的日期大大提前，并使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牺牲大大减少。原子弹也使俄国援助进攻日本成为多余的了。丘吉尔清楚地看到，美国人“不希望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斯大林在雅尔塔对美国人运用得这样有成效的讨价还价的本领”，现在对杜鲁门“不中用了”（注：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三联书店出版，“波茨坦·原子弹”部分。）。 而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则采取了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因而在7 月24日他批准的美、英两国参谋长报告中仍提到“应该鼓励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应该提供对俄国作战能力的必要援助。”（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13页。）但另一方面，当7月29 日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提出关于美国与盟国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时，杜鲁门却“不同意这个建议”（注：《杜鲁门回忆录》第 1卷， 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39页。），拒绝了这个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