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1998）06—0068—71 一 近代英国的崛起始于英国宗教改革。谈到英国宗教改革，是不能不提到亨利八世的。在英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1]。 亨利八世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欧洲的专制王权统治已经普遍确立，反对罗马教廷的控制、要求民族独立的情绪日益高涨，西欧大陆的宗教改革正在蓬勃兴起。而在英国，在当时的国民生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便是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即一种英格兰人感情的发展。“要激发这种感情来抵制无论来自何处的一切外国侵略，实在是易如反掌”[2]。处于这种历史环境中的亨利八世，作为民族象征的专制君主，顺应了历史潮流，领导英国发动了一场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宗教改革运动，从而使英国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国王成了世俗和教会的真正首领。 年轻时期的亨利八世，身体健壮，英姿飒爽。他性格坚强，处处自以为是，但也能不断地闭门思过；他虽不十分聪明但说干就干。他的好胜心使得他具有一种办好任何事情的欲望。在加强王权方面，他虽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也几乎是独断专行了。他是新时代的新君主，又是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这就使得他的宗教改革只能停留在仅仅维护王权独立于教廷之外的程度而不会再前进一步。英国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在《英国社会史》中论述这一段历史时，评述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是宗教改革的前奏。其基本意义在于国家政治而不在于宗教教义方面（因其核心问题为确保王位继承人）。教义上的变革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迟迟未能实现，因为那只是少数人的要求。第一项重大变革实际上是政治性的，是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变革，国王在这次变革以后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但这项变革只是满足于‘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预’。教会财产也移交给了国王政府。”[3] 因此，尽管亨利八世因离婚案而与罗马教廷决裂，但他却从来不是天主教正统神学的异端，他和他的王国仅仅是教会分立者。终其一生，他都坚持着正统观点而成为迫害新教的依附者。在他看来，如果忠诚于教皇要被看作是叛国的话，那么倾向于新教的宗教改革就是异端。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威利斯顿·沃尔克在分析亨利本人的宗教观点时说：“除以自己的权威取代教皇以外，全属天主教正统信仰。只有当遭受外来攻击的危险，迫使他寻求德国新教在政治上支持他时，才偏离正统信仰，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很有分寸。1535年和1536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派遣专员前往维滕贝格讨论教义，但没有成效。1536年亨利亲自拟定十信条，向新教作了他最大的让步。”[4] 亨利八世有关内政、外交上的一切举措，都是围绕着巩固新君主制度、维护王权的至尊地位而展开的。在他的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所持的宗教观点不同而明显地分成两派。以克伦威尔和克兰默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人人可以阅读圣经和进一步削减教会财富与特权，并且越来越多地受路德教义的影响，设想与德国新教诸侯联盟。以诺福克和加丁诺为首的保守派，在教义和崇拜仪式方面不搞改革，只抵制外国对教会事务的管辖权。就此而言，他们的主张更接近于国王的保守的头脑。而就亨利本人而言，他既不希望路德、卡尔文的学说在英国传播，也不希望教皇、主教重新凌驾于王权之上，更不希望出现以宗教分歧为外部特征的政治分裂。因此，他不断地作出努力，力图在两派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平衡，使他们都成为忠实的亨利派，以避免自己成为任何一个派别或任何一种思想的工具。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亨利才不断地采取行动来维护这种平衡，以达到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1538年，查理五世和法兰西斯一世之间的战争结束，教皇要求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进攻反叛的英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进攻未付诸实行，但亨利还是采取了几个重大步骤以减少危险。为了向世人表明，除了否认教皇的权威外，他在其它方面还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他在1539年6月操纵国会通过六条款法案。 法案肯定严格的实体转化说为英格兰教会信条；平信徒得救不必同领饼酒；神职人员禁止结婚；独身誓愿必须永远遵守；强制推行个人弥撒；私下忏悔得到肯定。法案无疑使倾向新教的改革派受到了打击[5]。 然而，亨利只表明自己是正统派还不够，他必须同时也向新教作出让步。于是他接纳了首席大臣克伦威尔的主张，1540年与来自新教德国的克莱维斯的安妮结婚，以讨好德国新教诸侯，使之和自己联合反对查理五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可见，亨利就是这样不断地通过自己的介入而使两派达成一种平衡，彼此各有消长，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可能取得至高的权力。如果把两派比作是一架天平的砝码的话，亨利无疑就是操纵天平砝码以使之保持平衡的人。当改革派变得太强大时，他就把其首领克伦威尔送上断头台；而当保守派似乎要取得支配地位时，他又把其首领诺福克送进伦敦塔监狱。结果，英国的宗教改革始终停留在与罗马教廷分立的基础上，既没有变成异端，也没有恢复到天主教会的统一上。这就是所谓的安立甘宗的中间道路。而实际上它仅仅是一种仰赖于国王权威的暂时的妥协。 30年代中期以来，亨利一直在这架自己精心设计的天平上左右不时地增减砝码，力求精确地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而长久地从事这样一项损耗心力的劳作，使他逐渐变得喜怒无常和多有疑虑，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特征。从1540年7月他处死克伦威尔——他最得力、 最忠心的大臣之后，他的心态开始逐渐显示出这种猜忌狂的趋势。他的思考能力虽然并未减退，但却变得越来越烦燥、易怒和难以自控，并且经常忧郁、意气消沉、缺乏耐心。而他性格上的这种缺陷又被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所加重。当亨利八世55岁时，他已不是一个健壮的、英俊的、以谦和的举止而博得外国大使称赞的国王了。暴饮暴食使他过早地肥胖，以至于浮肿的身材使他貌似一个宫廷的小丑，失去了当年的威仪。由于骑马而摔伤的腿上，出现了慢性溃疡，剧烈的疼痛经常使他面色苍白、说不出话。这使他的性格和脾气变得更加暴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