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即新宪法，其第一条这样写道：“苏联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注：巴齐尔·凯布策：《当代苏联社会》， 27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与以往将知识分子看作是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同，知识分子作为苏联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注：王德一编：《发达社会主义论——文选》，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明确地写进了宪法中。 苏联宪法的这一改变，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改变。 在苏联，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一个令当权者十分敏感的问题。十月革命以来，历届党政领导人都试图解决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尽如人意。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知识分子的作用亦愈显重要。单就人数讲，70年代初苏联知识分子的数量就已超过农民；到1984年，知识分子的人数已占苏联全部人口的16%。可以说，能否调动优秀知识分子的力量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之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讲，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社会生活问题，精神文化问题，而且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问题所在，进而丰富我们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历史的整体认识。 一、“知识分子”一词的涵义 在开始探讨主题之前，有必要将“知识分子”一词在苏联时期的特殊定义和分类略加说明。 苏联人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伸缩性很大。 列宁在1904年5月曾经概括道：“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即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的脑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谓的Brain worker）。 ”（注：《列宁全集》第7卷，315页，人民出版社，1959。 ）列宁这一表述原则上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知识分子，但随着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自60年代以后，苏联学术界出现了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最流行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代表官方观点，是由苏共理论家依据“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其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是由执行各种专业职能的各类专家组成的。这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农业专家、经济学家、科学、医学、国民教育和通讯报道事业的工作人员、行政人员、军事人员、文学家以及艺术工作者，等等。”（注：〔苏〕帕·阿·伊格纳托夫斯基著：《发达的社会主义》，2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按照这种解释，“知识分子”一词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含义很广，以至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边缘阶层”，即“工人—知识分子”和“庄员—知识分子”（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 这一阶层兼有工人或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特征。就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他们属于工人和农民中技术最熟练的一部分人，同时他们又是知识分子，即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边缘阶层”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中也被称为“新型工作者”（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或“新型共产主义劳动者” （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编：《发达社会主义》（内部出版），234页。）。苏共理论家认为， “边缘阶层”的出现是科学技术进步条件下各阶级、阶层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日益接近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发展过程中合乎规律的现象，反映了消灭社会差别的总趋势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单一性的发展前景。勃列日涅夫为此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持续不断地接近。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注：《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102页， 三联书店，1976。） 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这种解释主要强调受教育的程度。但是这种强调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苏共理论家们认为“知识分子比重的提高，其人数的绝对增长，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点”，因此在七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各阶层中人数增长最快的就是知识分子，20年间即翻了两番。知识分子人数的超速增长使苏联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年工人为4350万，集体农庄农民为2150万，而知识分子只有880万；1970年，工人增长到6070万，农民减少为1610万， 知识分子则几乎增加一倍，达到1680万，无论人数还是比重都超过了农民；到7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人数更上升到2640万，而集体农庄农民的人数则下降到1320万；到勃列日列涅夫去世时，知识分子人数已为集体农庄农民的2.7倍，成为苏联社会中仅次于工人的第二支劳动大军。 然而，知识分子数量的超速增长与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承受能力并不适应，知识分子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明显。因各种原因造成知识分子使用、分配不合理，一些专业人员，如科研人员过剩，而另一些专业人员，如中学、技校教师却严重缺乏。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卫国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未得到缓解，因此不可能有大批人员转入真正的知识分子队伍，只能是进入“边缘阶层”。而这种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解决知识分子队伍的质量问题、比例失调问题。在6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的问题就很突出，例如：1965年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有11.2%的技术员当工人；在计量器制造厂达到14.1%； 在车里雅宾斯克冶金工厂2311个技术员中有925人（占总数的40%）当工人（注：诺沃戈罗德斯基：《技术进步和工人干部》，13页，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67。）。这种情况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理论家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解释不利于正确认识、有效培养和合理使用知识分子。 当时流行的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第二种解释是苏联社会学家B·C·谢苗诺夫于1966年提出的。他提出：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对他们的劳动内容进行思考，从而基本上从事脑力活动。”（注：Φ·В·康斯坦丁诺夫编： 《共产主义建设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第4章，166页，莫斯科版。）“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在这方面， 他们根本不同于工人和农民，因为后者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注：《苏联社会学》，1966（1），420页。）谢苗诺夫的解释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区别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