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西方古典学界日益重视对古代希腊、罗马军事与战争史的研究，并发表了大批有关论著。究其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无穷灾难以及世界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反思历史上的战争及其影响。古典文明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具有较强的军事色彩，自然受到学者们的注意。二是随着古典研究领域的拓宽、古典世界考古资料的日趋丰富，古典学家们有可能运用新的资料与方法，研究19世纪的学者们难以把握的问题。随着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战争与古代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得到较深入的分析。中国学者也不甘落后，积极开展了对战争史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不过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希腊的几次大战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侵上，探讨的重点亦以战争性质、胜败原因等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为主，对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战争过程、战争特点等涉及较少。古风时期希腊陆上的战争，几乎无人触及。鉴于希腊城邦、希腊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文化价值观等大体均形成于此时，这一时期的历史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且因此时希腊战争主要集中于陆上，故本文只打算就希腊陆上战争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些看法。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所有制下的公社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军事共同体，这样“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宅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页。 ）当我们阅读古代希腊人流传到现代的各种作品时，会明显地感受到希腊文明的军事色彩：《伊利亚特》描绘的是特洛耶战争；提尔泰所写的是斯巴达人的战歌；希腊悲剧中充满了战争的吼声；反战的阿里斯托芬所写喜剧的题材也多与战争有关。而当我们阅读古代希腊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吟颂的主题是希波战争；修昔底德叙述的是导致希腊由盛转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色诺芬的《希腊史》反映了斯巴达用战争夺得霸权，又因战争而失去霸权的历程；专门研究城邦体制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特别讨论了如何培养出最优秀的城邦战士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争不仅是他们记叙的主体，而且是他们写作灵感的源泉。 正因如此，现代西方古典们认为战争在希腊十分频繁，对战争给希腊文明的影响也十分强调。马克斯·韦伯把希腊城邦定义为“战士公社”（注：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ubingen,1921,p.5 58.）；莫米利亚诺称：战争是希腊人生活的中心，他们把战争当作像生、老、病、死一样无可避免的事情来对待（注：A.Momigliano,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London,1966,ch.7.）； K.J.多尔声称：希腊人把战争当作像坏天气一样的客观存在的对待，问题不在于它会不会来临，而在于它将在何时、何地、怎样来到（注： K.J.Dover,Greek Popular Morality,Oxford,1974,p.315.）；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古史学家之一芬利认为，战争是希腊人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大会几乎每年都要通过有关战争的决议，随后是征兵、出征（注：M.I.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1994,pp.60—67.）。所以，在这些学者看来，希腊本土简直就是战场， 而希腊人也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的。 但从希腊历史的实际来看，战争是否像这些学者所说的那么频繁是大可怀疑的。马克思在将城邦称为军事共同体时，就指出这种共同体的威胁来自其他共同体的行为或侵犯。也就是说，只要各共同体能各自占有自己的地域，和平共处仍是可能的。就巴尔干希腊的情况看，它三面环海，只有北面与欧洲大陆相连，这种环境给西亚、北非的大国向巴尔干扩张设置了巨大障碍，因而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不曾受到近东强国的威胁；中东欧的游牧部落在黑暗与古风时期，亦不曾有大规模的迁徙南移。这样，所谓战争，主要是希腊各部落之间的零星冲突。但是，自多里安人迁入巴尔干、迈锡尼文明崩溃之后，由于巴尔干多山等各种因素的作用，各部落均忙于征服原来的土著、巩固自己对该地区的统治，所以希腊人各部落、主要是相邻部落之间的冲突并不多见。 公元前479年以前的战争，除第一次神圣战争和希波战争外，其他战争虽有60余次之多，但规模很小，仅在邻国间发生（注：郭小凌：《论希腊战俘的命运及其与奴隶制发展的关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而希腊本土大小城邦几十个，在前后200 余年的时间中，不过打了五六十次小战，且不少战争是一仗定乾坤，可见所谓希腊人好战的提法，至少不符合古风时期希腊历史的实际。就战争目的而论，哈蒙德将其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争夺两国边境上归属不太确定的地区，多数战争为此而起，如科林斯与麦加拉、麦加拉与雅典、阿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第二类是为霸权而战，如斯巴达为保持对黑劳土的控制，连续出征，先后迫使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批城邦加入它建立的同盟，并为此与阿哥斯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Greece to 322 BC,Oxford,1967,pp.135—137.）。第三类哈蒙德不曾提到，就是以征服它国、奴役其居民而进行的战争。至于人们常说的为掠夺奴隶而发动战争的事例，此时似不存在或极少。
